全球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似乎还在继续。不久前，美国花旗银行表示去年出现巨大减记，希望引进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来弥补这一巨额亏损，其间更一度传出中国有关方面有意注资的消息。
　　次贷危机的影响不只在美国，欧洲也受其感染。原来以为对欧洲的影响只局限在英国，现在看来欧洲大陆也难以避免。去年夏天，德国总理默克尔还在呼吁要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中东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进行调查，以防止其别有用心的战略意图。最近英国首相布朗表示欢迎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这种转变背后是否也意味着出现了次贷危机造成的巨大漏洞，我们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这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个机遇。这么说绝非以邻为壑，而完全是一个双赢的国际合作。遭受次贷危机影响的国家需要注入大量资金，以防止市场信贷萎缩，而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需要寻找投资机会，保持储备增值。外汇储备其实也是对国民的一种负债，放在那边一天，债务就会上升一天。中国国内在为流动性过剩而斗争，而国际上却在努力防止流动性萎缩，这一剩一缩之间的合作机遇，每一个人都明白。
　　苏珊·斯特兰奇曾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比作一个大赌盘，每个国家都是在其中下注的玩家（player），而只有握有大筹码的大玩家，才是真正融入这个体系的玩家，成为这个体系的利益相关者。只进入赌场大堂，走一圈看一看的人，或者说小玩玩的人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体系成员和拥有体系影响力的玩家。在这个意义上，佐立克提早一两年说出了中国要做的事和中国的体系地位。Stakeholder的本义就是在其中拥有重要利益的赌注持有者、下注者，也是分享体系利益的受益者和维护这个体系的责任者。英语中的一个词，经常会需要我们用很多话来解释。有时一个贴切的比喻，可能就能把所有问题说清楚。
　　通过手中的筹码，我们正在真正进入这个体系。斯特兰奇的比喻一方面说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性质，另一方面也表明金融资本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次贷危机绝对暴露了金融的负面性。从好的方面来看，金融可以迅速汇集资本，投资于真正需要资本的地方；从坏的方面来看，金融经济越来越脱离实物经济，钱生钱变成了真实的故事，但钱生钱的前提必然是有某一个受害者在那里，必然会有某一个阶段成为受害者。次贷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它高估了这部分金融资产的价值，就象当初人们高估了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币值一样。因此，这里的风险在于，我们如何评估这些金融资产是否回到了其真实的价格水平。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曾大量购买世界实物资产，买下洛克菲勒大楼成了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现在，世界似乎正面临购买金融资产的时机。
　　张文木教授曾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中国积累了一定的民族资本并开始融入国际体系后，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就是要设法维护民族资本在国际上的安全，实现并不断扩大民族资本的利益。东南亚国家的国民财富一夜之间缩水三分之一的真实故事不是不会重演的。一国民族资本的国际回报，就等于一国参加国际利润分配的比例。
　　真正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国际体系的一个stakeholder，其更大的价值在于，由其确立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是很难轻易割断的。其实，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文化、价值、观念、制度等方面的联系都是可以改变和割裂的，美国和欧洲在文化和价值上是同根同源，同宗同文，但打美西战争的时候，双方可没顾忌过这点。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也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会替英法考虑。铁幕可以在欧洲一夜间降落，一隔近半个世纪，也可以在一夜间拆除，被别人家强行抱走的兄弟终于回归西方大家庭团聚。但是，真正基于利益关系的纽带是难以割断的。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石油的价格从1973年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爆发时的几美元，一路上升到了突破100美元一桶的大关，即使小布什自己最近访问中东时也承认，美国正受石油价格上升影响，面临经济衰退的危险，但亲以色列的政策似乎还看不到真正改变的希望。
　　而且，当成为真正的利益相关者后，不仅相互之间的关系纽带不会说断就断，而且stakeholder之间还会互相帮助解决对方的问题，因为只要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其后果和影响就可能是体系性的，对大家都不利的。世界上主要国家大多数都已发表声明反对台湾的“入联公投”，这既说明世界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普遍认同，也说明大家都不希望会导致体系性后果的事件发生。
　　当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还只是真正进入这个体系的一条道路，直接投资、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扩大自己投资银行和投资公司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是进入这个体系的敲门砖，撬动这个体系平衡的杠杆。无论怎样，我们正面临真正进入这个体系、成为体系利益相关者的机遇，而这个体系的潜规则及其潜在风险则是我们进入这个体系面临的挑战。机遇与风险并存，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与此同时，机遇应该大于风险，而且即使孰大孰小还难以清晰判断，但进入这个体系是势在必行的。当然，风险还在于对于这个大赌盘来说，我们还只是初学者。我们的对外开放正在进入全新的水平，其挑战和管理难度还迄今难以估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