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来京务工的小伙子张强因车祸被送到医院，被诊断为急性重型内开放性颅脑损伤、脾脏挫伤。已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6天、身边无亲无故的他，正面临没钱医治等死的境地。按照法律，因车祸入院的张强不可能没钱治病，事实却是，因为各方均有拒付的“合理”理由——肇事的哥家境困难，出租车公司及其投保的公司要看到事故责任认定才肯买单，而警方则碍于张强昏迷不能“缺席”定责……(《京华时报》12月6日报道)

　　事故出了，伤者被送到了医院。但是肇事的出租车司机家境同样困难，难以垫付，这不难查清；“的哥”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强调“事故责任没有认定”不予垫付；保险公司则提出，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只在4种情况下对事故所产生的药费和修车费进行先行垫付”，而这起交通事故恰恰不符合这四种情况。此外，保险公司如果依照《条例》第三十一条，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又需要接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通知后才能办理。以法律条文衡量，保险公司的做法亦无不妥。
　　这样，事故受害者的生死，就全部系于交警的一纸责任认定书了。而如此重要的责任认定书，到了处理事故的警方那里，又被认为“伤者始终昏迷，警方不能进行‘缺席’定责”。言下之意，只要伤者不能开口说话，事故责任就定不下来。而事故责任定不下来，事实上就别想拿到救命钱。这种“不能说话就无法定责——无法定责就没钱救命——没钱救命就更不能说话”，是一个何等可笑的悖论，想必谁的心里都会有数。更何况，事故的受伤者只是被撞摩托车的乘客，并不是驾车者，就算其能够开口说话，充其量也仅仅是一种“旁证”。在相撞两车的司机都安然无恙的情况下，责任的认定为什么一定要伤者开口说话才能确定呢？如果责任认定程序成了生命的杀手，那这种程序是否有亟需修订的必要？
　　从这起事故的处理中我们不难看到，尽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事故伤者抢救的规定比较细致，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因为一些相关人员或有意无意地误读法规，或施以不负责任的冷漠态度，导致环节之间的责任被人为模糊，将巨大的风险无端推给受害者本人，是很不应该的，也是当前法规应该加以细化完善的地方。当务之急，是应该在伤者没有家属为其奔忙的情况下，类似医疗费这样的问题，本应该有一个高效启动机制和相应的牵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