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要点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借以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与创新能力；让私募基金和非正规金融体系合法化，尽快实现由企业家创新主导的内生性增长；选择合理的对外开放路径，当务之急是让过剩的储备通过合理的市场渠道流出。
    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结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不相适应，其主要问题大致可以归结如下：第一，由于资本市场发展迟缓，导致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银行融资为主的发展阶段；第二，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导致许多民营企业不得不通过非正规金融市场来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成本过高的资金来源；第三，私募基金至今未得到正式的法律承认；第四，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资本项目的开放才刚刚开始一些试探性的改革。
    以上问题的严重性大致可分析如下：
    首先，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从静态的角度来看，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不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更是不利于企业创新。其原因就在于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会使银行家处在优势地位，并且由于企业缺乏自有资金而无法进行技术创新。从动态创新的过程来看，大致需要三个要素：企业家的独立地位；企业需要有自有资金来提供创新的预算支出，这种可以作为创新预算的资金只有通过股权融资才能得到；只有依靠股权融资的企业才能给予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创新人员以股权激励。依靠银行融资为主的德国企业与日本企业虽然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却缺乏发明创造的能力，相比之下，依靠股权融资为主的美国企业则是全球经济增长中最为主要的创新之源就很说明问题。
    其次，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体系同时并存的金融结构会大大降低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效率，由于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正规金融体系融资，只得从非正规金融体系以极高的成本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其结果是严重遏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而正规金融体系又无效率地把大量的资本廉价地配置到国有经济部门，由此必然会产生以下问题：由于正规金融体系和国有经济部门同属政府控制的公共部门，因此存在严重的信用风险，违约与滥用资金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国有经济部门可以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取资金，因此会造成国有经济部门大力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的激励，从而不利于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均衡人们的收入分配；国有经济部门的过快增长，也容易导致商品市场的垄断。
    再次，从企业面临的风险来看，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风险与企业家创业所面临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风险通常是十进位制的，因而是可以通过衍生市场的交易而加以规避的，但是，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是一种成功与失败的概率事件，因而具有二进位制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创业风险是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来加以规避的。正因为如此，企业家是不可能通过银行融资或者一般的股权融资来获取其创业所需资金的，能够提供这种资金来源的只能是产权归属极为明确的私募基金，即通常所说的风险投资基金。美国之所以有能力发动一场新经济革命，就是因为美国拥有数量众多、且可合法运作的私募基金，而缺乏私募基金的日本和德国，不仅没有能力发动这样的高科技革命，就连美国开设在日本与德国的纳斯达克海外市场也不得不先后关闭。
    最后，由于中国加入WTO而不得不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从事人民币业务和其他正常的金融活动，但是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尚未全部完成对外开放的任务，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至今还处在关闭状态。正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尚未正式对外开放，所以在中国产生大量外汇盈余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对冲手段而陷于被动。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需要对现行的金融体系加以全面的改革，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被改革严重滞后的金融体系所拖累。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金融体系大致需要进行以下一些重大的改革：
    第一，借股改之势，继续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变中国当前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为股权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这样做有利于完善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为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创造良好的制度与金融环境，进而达到提升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之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我们要在加强对市场监管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鼓励更多的企业走上股权融资的道路。就目前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情有增无减的状况而言，绝不应当采取需求管理的政策，而是应当大胆地采取增加供给的政策，因为控制需求不仅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反会因此而付出巨大的成本，那就是因为供给不足而造成的泡沫膨胀。
    第二，借资本市场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改制之际，尽快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的改革。正规金融体系必须按照市场化原则为所有融资者提供公平的融资机会，同时要给各种民间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以合法地位，当然这要以其提高透明度为前提条件。有了这样的改革，那么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下，不同类型的企业最终是会与不同类型的银行配对而建立起稳定的存贷关系的。其好处是二元金融结构下的高利贷与资金错配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
    第三，私募基金也要尽早合法化。如果说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可以解决所谓的存量问题，即完成中国企业从银行融资为主的企业制度向股权融资为主的企业制度的转变，那么让私募基金合法化就可以解决所谓的流量问题，即让私募基金的管理者们去发现那些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创业者与企业家，并借助风险投资机制把由这些创业者和企业家创办的企业孵化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第四，继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度。面对人民币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和越来越被动的货币政策，中国迫切需要尽快开放资本项目。根据国际经验，资本项目的开放需要以国内的金融改革为前提，假如国内的金融体系缺乏信用、并且没有效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就会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因为短期内的资本流入若不能被有效地加以配置和使用，那么这些流入的资本最终是会出逃的，到那时就会产生曾经发生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并未最终完成，而本币的升值压力因为储备的迅速增加而日益增加，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种折衷的方法，即有限开放资本项目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吸引世界著名大公司到中国资本市场上发行A股，这样做既可增加中国股票市场的供给，填光由于居民投资热情高涨而带来的泡沫，又可间接地实现中国居民的对外投资，因为外国著名公司发行A股募集到的资金可以兑换成为外汇流出。其结果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将因此而变成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市场，并会由此而变得更加健康；中国的居民也可以通过参与外国著名公司的股权投资而分享这些著名大公司的盈利；更加重要的是还可大幅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而减轻人民币与日俱增的升值压力。等到将来国内金融体系通过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而变得更完善和有效率时，我们再来实施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也不迟。
    总之，中国金融体系改革要点是：从存量的角度讲，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尽快完成从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向以股权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的转变，借以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与创新能力；从流量的角度讲，就是要让私募基金和非正规金融体系合法化，以充分发掘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资源，尽快实现由企业家创新主导的内生性增长；选择合理的对外开放路径，当务之急是让过剩的储备通过合理的市场渠道流出，比如对外国大公司开放A股市场融资这样的做法，以便保证中国能够在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下完成其金融体系的改革，并为日后完全的资本项目开放创造条件。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