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20多名四川妇女组成“太太讨薪队”，前往云南为丈夫讨要200多万血汗钱。近日“太太讨薪队”讨薪成功，于当天陆续回家。除了讨回200多万元工钱，有关部门还给予讨薪太太每位500元救助，共计1万元。(《新京报》9月13日)

　　应该说，从媒体介入这一事件开始，这一圆满结局就在意料之中，只是事情进展地如此顺利，如此圆满，还是让人感叹。在为这些农民工的妻子讨薪成功感到高兴的同时，笔者意识到“太太讨薪队”将会迅速成为一种被广泛效仿的行之有效的讨薪新模式，而其可能引发的一些负面示范效应也不容小视。
　　比如：职能部门疲于应付，热衷“批示性行政”。在舆论监督或领导批示下所采取的行政行为称为“批示性行政”。此番“太太讨薪队”成功讨薪，并获额外补助，就是“批示性行政”的结果。“批示性行政”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个别人的具体事，但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和个人因素，有许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救济本身，等于凭借一纸行政干预，在等待救济的行列中享有了优先权，对于其身处同样境遇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是一种非正常的行政行为。实际上，这对多数人的利益并无益处，不符合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的目标，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非典型性”维权方式的不断兴起。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责怪讨薪人的任何极端之举，此时任何噱头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奈，因为那或许就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是，这种以非正常的、偏激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模式，实在是法制社会的悲哀，有关部门职责的缺失难脱干系。解决此类问题不能出现一起才关注一起、解决一起，更不应该把原本就是自己职责范围的工作当作政绩炫耀。而应该依法行政，让一切步入正轨，引导民工用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逐步改变人们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