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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12 作者：叶檀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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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新高的CPI数据将央行推向风口浪尖，人们指责由于央行不加息、缓升值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央行确实应该承担责任，但他们只能承担该由他们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并非替央行伸冤，他们承担不了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重担。
如果仅把此轮通胀视为食品价格的结构性上升所致，甚至为此鼓掌，认为维护了农民利益，是颠倒黑白之论。虽然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先生仍然以结构性通胀舒缓民众情绪，但通胀预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调整已开始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严重性不止于此，8月份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2．6％。这表明，价格上升已蔓延至其他产业，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非食品价格主导的通胀。如果中国国内投资持续过热、资本市场货币急剧攀升，产能过剩叠加产品价格上涨，同时出口市场受到挤压，中国经济将出现最危险的局面。
中国通胀确实是结构性通胀，不过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是农产品价格上升不影响全局的乐观结构性通胀，而是由于经济结构失衡所导致的通胀压力持续不减这一全局性的、危险的结构性通胀。
央行应该对巨大的通胀风险承担什么责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对抗通胀是央行的目标，这是一个央行行长所能发出的最明确的紧缩信号。按照银行法规定，央行的目标保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近两年来，央行也的确忙于回收货币，几乎无心他顾。
但央行存在的双重目标导致了央行既是货币的回收者，同时也是货币泛滥的制造者，不仅因为以往完全刚性的结售汇制度，也因为主导者力推以通胀税来化解国企改革成本、国有银行系统的巨大金融风险。客观地说，正是因为多发货币才挽救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崩溃危机，现在这些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金融机构，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阶段性成功的样板，而这些机构正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受惠者。当经济体无法消化多发的货币，通胀的风险迟早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在这方面，司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之职的央行难辞其咎，不能以央行事实上的不独立作为托辞，因为央行在此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胀的另一个成因，是我们正在加速打造一个对利息反应缺乏敏感性的迟钝的经济体系。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凌驾于市场体制之上，他们可以从银行、资本市场获得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源，并且动辄几十亿元的大型基础项目可以获得高额的产品溢价，货币成本对这部分企业不发生效用，我国的PPI价格的上涨主要拜上游产业以及这些大型企业所赐，这样的企业越多，通胀风险越大，而货币政策的效用越低。
央行显然无法对这样的经济结构性失衡负责，他们对于货币虽然有重要的建议权和以及执行权，恰恰缺乏至关重要的制定权。正如目前的经济体制一样，所谓的央行独立性、货币的传导机制，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以这样的体制，不要说货币政策难以落地，就是宏观调控也只能是疾风骤雨，而不能收长期之效。
通胀的另一重威胁是隐性货币，是债券、股票等相关的资产，由于资本市场的迅速高启，导致货币乘数效应急剧扩大。据高盛公司中国区经济学家梁红测算，以广义货币的M3作为统计口径，已经接近2003年中期的最高水平。由货币所释放的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这与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以及由通胀而益愈突显的贫富差距一样，同时成为经济平衡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
明智一些，央行现在不可能快速加息，第一要等待美联储近期是否加息的信号，第二加息将沉重打击本就缺乏融资渠道的中小企业，第三特别国债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如何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要解决货币政策失灵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解开捆绑在央行手上的绳索，使央行成为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同时，改变目前货币政策委员会主要由官员构成的现状，而应该以各地区中心行的行长与受到市场检验的金融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家构成。
就技术层面而言，有两大手段，一是使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货币的真正价格，以目前中国通胀压力之大，却面临外部严重的升值压力，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暴露了人民币的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非市场化的一面；二是让对货币政策缺乏敏感度的特权企业逐步退出经济舞台的中心，而不是以政府的父爱主义，继续让他们扩张，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在对大型国企的父爱主义与中国长远有效的货币政策之间，政府必须做出取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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