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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CPI节节走高，抑制通胀正逐步上升为一项主要宏观调控任务，而消费增速与CPI变化几乎亦步亦趋，抑制通胀能否无损于消费本身的继续扩大？关键是要把通胀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同时，就业水平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居民收入能够持续增长，并足以覆盖通胀带来的生活成本提高。
去年以来，曾经长期启而不动的居民消费开始出现持续增长，这对于亟需优化结构、缓解内外失衡的我国经济来说，无疑令人欣喜。但历史经验却显示，消费增长与通胀变化亦步亦趋。在CPI节节走高、抑制通胀正逐步上升为一项主要宏观调控任务的现在，抑制通胀能否无损于消费本身的继续扩大，可能已不得不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根据有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本轮消费自2005年末2006年初启动。到6月，当月同比增速已达16.0%，这一水平为1997年2月份以来最高水平。由此也使得从趋势上看，消费正在向1997年之前的较高增速回升，因为在1994-1996年间，我国消费增速的平均水平远高于目前，为26.2%，当月同比最高水平甚至达到过41.0%（1994年11月）。
应该说，在我国力图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在，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正是所期望的。但历史经验却显示，消费高速增长往往与CPI持续上升或高位运行相伴而生，二者的变动趋势几乎亦步亦趋。
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的消费持续增长，实际上可以看作是1997年后通货紧缩时期消费需求不足状况的逐步复苏的话，那么，当前这种复苏是否同样会使通胀水平也开始恢复？目前还难以准确评估。因为与1997年之前相比，目前已经发生的显著变化是：第一，我国工业品（特别是消费类工业品）供给总体呈现过剩格局；第二，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食品价格上涨可能的“波及效应”应该会比以前有所减小；第三，我国利用外部资源平衡国内需求的能力正在增强。因此，不排除目前能够以更低CPI水平支持更高消费增长的可能。但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观察后才能确认。
如果消费增长仍如此前一样，会加大CPI上涨压力，那么，可能要么需要人们适度调整CPI预期，要么需要消费扩大政策发生微妙转变。
在笔者看来（从“应该”与否的角度），两害相权取其轻，适度调整CPI预期可能是较为可行的。实际上，如果国别间CPI数值可比的话（虽然从严格统计意义上说，可比性是很差的，但依然在很多领域被人们以可比方式在加以运用），那么，我们发现，即使与美国相比，我国目前的通胀水平也还不算太高。
根据资料，自1936年至今，美国月度CPI最高曾超过20%，最低则出现过负值；1936年至今的长期平均水平为3.9%，2001年至今的平均水平则为2.7%，均高于理论均衡水平2.0%。在2005-2006年间，美国绝大多数月份的CPI都在3.0%以上，在2005年9月甚至还一度高达4.7%。
正如“菲利普斯曲线”早已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率（经济增长率的典型替代变量）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实际上，可能正是因为在某些特定时期对无论是相对理论水平、还是相对历史经验水平来说都略高的通胀水平的适度容忍，才使得美国立国近三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平均3%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比如克林顿时代）甚至还一度出现了高达4.7%的经济增长。
我国作为一个依然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第一要务，许多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最终逐步得以解决。
实际上，正是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才使得在我国每年新增约1000万就业人口的情况下，去年首次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下降。也正是因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才使得财政充裕，从而有更多的财力用来改善民生，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生活。而正是这些，为本轮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物价稳定，不等于完全没有通胀，关键是要把通胀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只要就业水平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居民收入能够持续增长、并足以覆盖通胀带来的生活成本提高，未来预期收入稳定，那么，暂时略高一些的通胀水平，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加以理解的。因此，正确引导通胀预期，继续坚持扩大消费，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是我们在消费与通胀的两难抉择中应当做出的正确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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