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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建房事件、吴英事件、“带头大哥”事件，以及最近媒体报出的“权证一哥”事件，民间集资可谓汹涌如潮。监管层除了给民众灌输“风险教育”外，更需要给出更多的、真正符合民间风格的投资选项。
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不可能有100元的大钞平白无故地躺在地上等着你来捡。但又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地上总是有零钱而且是很多零钱可捡的，于是，他们试着以自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去捡这些钱。投机于是产生了，打击投机也随之而来。问题在于，连打击者也不明白，怎么样去捡钱最有效。
“非法集资”可谓屡禁不止，去年平均每天都有超过5起的非法吸储和诈骗案被查处。但是直到今年7月27日，由银监会牵头成立“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时，有关部门负责人谈及民间借贷、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的区别时，依然是含糊其辞、隔靴搔痒；特别其以“不是为了排忧解难”为判定非法集资的标准之一的“友情提示”，实在贻笑大方。
近些年被查处的所谓非法集资的代表人物，或许不少人一口气能数出一大串：孙大午、唐万新、吴英、“带头大哥”等。尽管有的是“大非”，有的属“小非”，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案件被查处后，不少人为之“惋惜”，或道上一句“运气太差”的评价语。这种舆情一方面折射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软肋，另一方面则道出了非法集资的“二八现象”。
所谓非法集资的“二八现象”，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20%的人掌控了80%的非法集资额，二是仅有20%的集资案件被查处。换句话说，部委与传媒所爆出的查处案件，只是整个灰色金融链中的九牛一毛。
既然查处非法集资的交易与扯皮成本如此之高，民间有声音认为，一种制度既然能稳定地存在数十年，应当是各方面力量均衡的结果，也许眼下并不存在更好的制度安排了。这种说法尽管有一定道理，但它掩饰了促使非法集资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即合谋。事实上非法集资已陷入“囚徒困境”──合谋（比如官商勾结）即使非法集资成为一种相对稳固运行的制度安排，也使中国金融安全越来越受百虫之侵。
一直到今年以来的合作建房事件、吴英事件、“带头大哥”事件，以及最近媒体报出的“权证一哥”事件，民间集资可谓汹涌如潮。然而，面对一个投资者情愿将资金交付给或许素昧平生的集资人的情形，监管层总是习惯性地摆出给民众灌输“风险教育”的姿态，而丝毫不能给出更多的、真正符合民间风格的投资选项，这是金融转轨过程中一道不甚和谐的风景线。
监管层对民间集资的态度亟待转变，要学着既当“严父”又做“慈母”。“严父”不仅仅是表示在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等形式上，而更应表现在对官商合谋、公私募基金勾结等严查厉治的内容上。“慈母”则首先应试着以自下而上的目光，帮投资者开拓与疏通新的、回报率适宜的投资渠道，同时对一些并未违规且模式较优的民间借贷行为给予适当宽容。两者缺一不可，相互映衬。
随着股市的持续回暖和经济的持续走强，如今民间融资行为在金融领域与非金融领域“齐开花”，手法也更为多样化，民间融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避免的是，仅斥责集资之“鱼”而未授人以“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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