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CPI权数中，食品权重占33.2%比例。我国CPI权重设计的缺陷决定着它所反映出来的通货膨胀指标在某些时候很可能是失真的，倘若据此制定紧缩政策有偏离实际的可能，而通过完善储备制度来平抑食品类价格的大幅波动，既可以缓解民众生活受到影响，也可以解决CPI指标由于食品类价格快速上涨而失真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负责人日前表示，由于价格上涨具有一定惯性，初步预计今年上半年CPI总水平涨幅将达到3%，全年涨幅可能高于3%。而分析师预测，6月份CPI涨幅可能超过4%。本周就将公布6月份的CPI等一系列数据，市场普遍预期，若CPI涨幅越过警戒线，有关部门可能推出紧缩措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发行特别国债、加息或减免利息税等，新一轮宏观调控似乎已箭在弦上。
　　但是，紧缩措施对平抑通货膨胀压力未必有效。众所周知，今年的CPI涨速加快与猪肉、鸡蛋等食品价格的上涨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我国CPI权数中，食品权重占33.2%比例，倘若食品价格上涨3个百分点，CPI受其影响就将上涨1个百分点。而在美国2006年CPI构成中，食品加上饮料也仅占15.4%。显然，我国CPI数据对食品类价格的上涨极其敏感，换句话说，我国CPI自身的缺陷决定着它所反映出来的通货膨胀指标在某些时候很可能是失真的，倘若据此制定紧缩政策有偏离实际的可能。
　　解决经济问题重在对症下药，食品类价格上涨应该针对性地增加供应，平抑价格。对于猪肉这类食品而言，它的生长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无论加息还是减息都不可能改变它的这一天然生长周期。由此，我们开始回到本文的主题，通过完善储备制度来平抑食品类价格的大幅波动，避免通货膨胀指标由于食品类价格的快速上涨而失真，误导人们对经济真实运行状况的判断。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对猪肉等生活必需品都实行储备制，这种储备制虽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有些局限性是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导致的)，但对平抑物价的确是有一定帮助的。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供应充足，到2004年，我国人均猪肉年拥有量已经达到50公斤，超过了欧洲30公斤的水平。由于物质供应充足，一些地区取消了相关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制度，有的地方虽然勉强保留下来，但由于规模过小、制度缺陷太大，其调节市场供应、平抑物价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
　　2004年，我国就遭受过一次猪肉价格飞涨的情况。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当年上半年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11.1元/公斤，比2003年同期高出40%以上；2004年7月，猪肉价格再次上涨10%，超过12.5元/公斤，北京地区的猪肉价格一度接近牛肉的价格。一些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全国部分地区的猪肉价格达到了近20年的最高点。但是，成都市的肉价相对稳定，原因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取消猪肉储备制度的情况下，成都市将储备制度保留了下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调节物价的功能。并且，在1998年抗洪、张家口地震救灾和“非典”期间，成都曾拿出近20吨的储备猪肉予以支持。
　　这让有关部门认识到，生活必需品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因为市场在某些时候也是失灵的，一旦某种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需求脱节，就容易造成价格剧烈波动，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在吸取2004年猪肉价格上涨的教训之后，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15个部委局联合发布通知，计划建立并完善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其中，食盐、粮食、食用油、食糖、肉类、茶正式列为人们生活必需品，并计划对这六种商品建立国家储备制度，同时要求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建立相应的地方储备制度。
　　但是，此后建立起来的储备制度尚存在不少缺陷，相关标准仍然沿袭过去，未能充分体现出市场经济体制下储备制度的新特点。比如，配合相关储备制度，我国银行推出了肉储备信贷，加大对储备肉等储备企业的支持力度。但是，相关制定的衔接出现了脱节。我国储备肉分为冻肉储备和活体(即活猪)储备两种，一般而言，冻肉的轮换周期为6—8个月、活体的轮换周期为4—6个月，相应的，储备肉贷款期限也应在4—8个月，但我国农行1999年发布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专项储备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储备肉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个月”。这阻碍了储备肉制度的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储备制度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储备制度存在着天壤之别，我国需要在储备功能、储备规模、品种结构、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旦生活必需品储备制度得以完善，就可以随时通过加大储备或释放储备来调节物价，避免食品价格大幅波动影响民众的生活，也避免CPI因食品价格的大幅波动而失真。
　　总之，应该剖析CPI快速上涨的真正原因，结合中国的具体现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而不一定非得采取紧缩性措施予以应对，尤其对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导致的CPI上涨，紧缩措施的效果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