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一份出自福建平和县的“红头文件”备受舆论质疑：没有初中毕业证，就不给办结婚证。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呼吁：“应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扩大‘民告官’受案范围，让老百姓能起诉政府的‘红头文件’，接受司法审查。”（4月18日《中国青年报》）

    也许，作为一项事后亡羊补牢式的纠偏措施，让公众有权状告“红头文件”确实很有必要，但如果能够制订一项让公众最大程度参与制订“红头文件”的“预纠”机制，从一开始就避免那种闭门造车，不切实际乃至贻笑大方的“红头文件”呱呱坠地，岂不更好！
    一些“红头文件”之所以一降生便“水土”不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起草者（部门）更多地站在自己角度制订文件，有的是为了行政方便或地方私利，有的则干脆是为迎合个别领导的一己私利，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媚上”文件，不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没有充分反映群众意愿的文件要是不出错、不出丑，那才叫怪。
    我总觉得，让公众参与“红头文件”的制订，算不得是什么掉价与添乱子的事，集思广益只会有利于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到更切合实际。如果只是等到文件出错后公众来告，亡羊补牢虽为时不晚，但毕竟有“羊”已亡，损失已成无法扭转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