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6年的帷幕落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打住一个新鲜的话题：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话题至少包括必须走出去和怎样走出去这样两个方面。
    中国文化甚为复杂宏大，实际上连定义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确认它历来是一个运动的形态。这又包括内部的运动形态和外部的运动形态。这二者事实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后者主要是说它一直在和外国文化处于交流和交换的关系之中。它的生命力正在于此。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是一个走向衰落必然消亡的文化体系。这样的封闭和衰落不光是源自一种文化的拒绝吸纳的本性，也是源自它的拒绝输出和拒绝交流交换的本性。
    有人做过大致统计：“自从16世纪西欧传教士大批来华开始，在海外陆续发表的中国学书简、笔记、报告、论文、专著、译著、根据书和教科书，以及外人在华发表的中外文中国学著作，据保守的估计，文献量累计不会少于20万种。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所有部门，中国古代和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各个领域，都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中国的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都有专题著作。按时间跨度说，上下数十万年，都有专题研究。”这样的状态，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走出去”。它属于外面的人把中国文化往外搬。而走出去的中国人，以及走出去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五四前后，那也是历史上最多的。
    文化的进出口反差之大，其实是有“历史积淀”的。所以，我们要求一下子扭转这种局面，其实是不现实的。文化形态的不成比例，还是多方面的。比如海外中国学和中国人的中国研究，又比如海外中国学和中国人的海外研究，还有当年的中国文化形态和当今的中国文化形态，以及当年的走出去和当今的走出去，都有巨大的比例上或其他方面的反差。由此形成挑战和机遇，由此推动21世纪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我们的时代命题，也是我们面临的巨大困难。走出去不是一句空话：内容为王。在我看来，文化内容恐怕不能主要靠“国粹”。“国粹”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文化创新。并且要让其中一部分文化创新成为中国自己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要让一部分文化创新成为“出口的”“思想观念”。在我看来，文化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一个最主要部分，而不应该把科技创新看作是最主要部分。光是输出“国粹”显然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国粹”也要创新。不仅仅是形式，也包括内容。这样的“国粹”才是真正的“国粹”，也才能够走出去。最大的“国粹”其实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汉语(中文、华文、华语)。我们现在有100多个孔子学院，我们需要1000多个甚至将来10000多个。汉语走出去是最大的文化事业，也是最大的文化产业。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