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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一度曾放下又拾起。倒不是担心话说不好，而是觉得话题陈旧又沉重。
20年前初到京城时，就发现一到冬天，大白菜总会堆满家家户户的院子和凉台。空气中弥漫着的那种来自田野的清新气味，确实给人印象深刻。人们当时管大白菜叫“爱国菜”，因为是政府号召买的，棵棵白菜都见证了市民那种拳拳之心。
意想不到的是，“爱国菜”几年就要吃上一回。今年入冬，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大白菜，一斤只卖到六到八分。有的市民于心不忍，干脆到郊区以一棵一元的价钱，把钱“资助”到菜农手里。
其实何止大白菜。因信息不灵、预测不准和流通不畅导致的各种农产品局部过剩问题，现在依然困扰着广大农民。多年来我们在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似乎收效不大，至少从种植大白菜的农民身上，我们还看不到应有的效果。这是白菜的问题过于复杂棘手呢？还是我们改革的速度跟不上趟？抑或改革的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
先说农业生产。改革这么多年，农民的许多生产活动今天仍然是靠经验、个人判断和一种类似于“彩民”的心理在维系着。今年北京大白菜之所以价格低迷，主要原因就是去年大白菜卖了好价钱，郊区几十万菜农普遍增加了种植面积。在这里，什么错季上市、机构预测、公司+农户，几乎都看不到任何影子。缺乏组织的菜农，只能各自为战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种着未来的预期。这种茫然和盲目，与其说折射了菜农那种宿命式的局限，不如说是对我们在农村多年“欠账”的另一种形式的嘲弄。因为，在大白菜的生产过程中，保险没有跟进去，冷库等基础建设没有跟进去，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没有跟进去，政府提供的准确实用的市场预警也没有跟进去。广大农区如果连这些规避和转移农业风险的基本“硬件”都不具备，你让农民如何不茫然、不盲目？
再说农产品流通。昔日叫“二郎神”，如今叫农村经纪人的农民商人，一度被政府和农民引为知己。不错，在田地和餐桌之间，全国60多万个农村经纪人确实起了很大的牵线搭桥的作用。他们是农村商品流通过程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农村经纪人毕竟也是商人。他们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也充当了坑农、“卡”农、欺农的角色。同时，由于其规模普遍过小，抵抗市场风浪的能力不强，所以也担当不起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领军”重任。今年，北京郊区活跃着的1000多个农村经纪人，由于对北京周边的市场不看好，又缺乏长途贩运的实力，所以在堆积如山的大白菜面前，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
可见，真正能解农民于水火、与农民共进退的，大概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种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从国外的情况看，这种对内能够发布生产指令、协调各方生产，对外能够寻找产品出路、维护农民权益的协会，已经成为农民从事生产和销售的最佳组织形式。而在我国，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已有一定的发展，但覆盖面不够广泛，机制也不够灵活，功能和职能上也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所以，加快专业协会这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建设，是我们向农村“还债”的另一种重要途径，也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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