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学家巴曙松关于保障房建设将能避免经济二次探底的看法，深圳建筑评论家贺承军在微博上与他隔空对战，并扬言要和对方打赌。他认为，地方政府没有热情也没有实力去建保障房，因此，很难乐观预期保障房建设可继续扮演拉动经济增长的角色(见昨日《南方都市报》)。
　　应该说“巴贺之争”的话题是具有全国关注度的。从个人倾向和对国家经济风险的焦虑上来说，笔者愿意赞同巴曙松的观点。但是结合实际情况来思考，笔者不得不感叹，贺承军的观点显然更具有说服力。笔者想就其观点中的“地方政府没有热情也没有实力去建保障房”延展开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地方政府显然是没有热情去建保障房的，因为这涉及到两个字——一是“权”，二是“钱”。
　　先说“权”。是否建一定数量的保障房，以逐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因为与“权”(乌纱帽)无关，所以经常被忽略，最多是口头上说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官员考核拿保障房建设是否落实作为“一票否决”的条件，所以官员在保障房建设上习惯放空炮、放大炮，然后连剩余的一点炮灰都懒得去收拾。既然和乌纱帽无关，官员怎么可能有动力去建保障房？改进的办法很简单，赋予保障房建设在官员考核中的一票否决权，这样即使难以从根源上去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至少可以对目前的局面有一些改善，因为官员有了压力，至少不敢乱放空炮，偶尔还会想点办法催催进度。
　　不过，仅仅是做到了这一点，保障房建设问题还是没有真正解决。因为建房需要资金，而诸多地方政府根本就没钱，某些经济好的年度有点钱，也是一纯粹的“卖地财政”，遇到楼市调控没有任何招架之功。即使是有钱的地方政府，比如深圳，2010年深圳市土地出让计划收入239.04亿元，其中将安排6.94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该金额不到土地出让金总额的3%。用6.94亿元肯定是无法完成年初的5万套保障房建设目标的，怎么办？没人管，没人监督，也没人被问责。这就是现实情况，贺承军只不过把现实情况给我们描述了一番，他当然是对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钱”的问题。
　　解决办法有没有？当然有，但是真要做起来千头万绪，牵动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牵动房地产税等多个税种的变革与开征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年就能做成的，需要较长的时间循序渐进。
　　在中央把多数优质税源拢在手中的情况下，奢谈让地方政府多建保障性住房既不合理也非常可笑，要想让地方政府减少卖地冲动，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就必须开辟新的税源解决其资金困窘的问题。就房地产税(或者是其变种)、物业税而言，姑且不谈法律上的一些前提和争执，即使条件成熟了，可以开征，也需要明确这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这一块应该有明确的用途和比例规定，比如50%以上甚至100%必须专款专用于保障房建设，一旦考核不合格，相关领导予以免职。
　　简而言之，地方政府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卖地维持运转，而且保障房建设的成败与乌纱帽建立了“一票否决”的联动关系，估计保障房在稳定楼价方面发挥的作用比现在会更大一些。地方政府有了“钱”，而且必须把这个“钱”用好，否则会危及官员的“权”，只有这样，才算是每个环节都指向问题的解决。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说“保障房建设将能避免经济二次探底”，因为保障房的建设必然带动钢筋水泥的消耗，也必然带动就业，在不做任何变化的当下制度环境中指望“保障房建设可避免经济二次探底”，太过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