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篇著名的报告，《通向一个市场》（Linking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让人浮想联翩。然而哥本哈根会议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不甚清晰，那就是，将来存在不存在所谓的国际统一碳市场？
　　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出现两种可能的倾向：一是形成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减排框架协议，各个区域和国家的碳市场体系向统一市场趋近，碳减排指标在国际流通时各经济体倾向于使用统一规则；另一个可能是各国建立内部市场体系，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在，比如一吨碳是如何计量出来的、在国际市场如何流通等。
　　这些不同体系的碳市场之间出现明显市场分立的特征，一些碳减排指标能够在较大的市场范围内流通，而另一些则出现明显的使用限制。市场连接的规则也将取决于更多政治层面的谈判博弈。
　　正因此，一种论调认为，国际气候变化政策将分裂为区域性的、自下而上的框架，保护主义将盛行，并将诞生许多不同的“碳货币”。咨询公司Point Carbon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点——哥本哈根峰会后市场情绪陷于悲观。全球建立统一碳市场的预期降低，随之而来的是各国建立国内碳市场体系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排放大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长期在减排问题上坚持自愿原则，州市级层面的减排体系已经运行多年，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均重申到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的目标，更趋向于建立基于国内立法而非国际协议的内部减排体系。日本于2008年10月开始启动国内自愿交易试验。韩国也表示将在2011年启动地区排放交易。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提出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碳强度指标将作为核心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印度的目标是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削减20%~25％。
  　这些国内目标和行动的提出，反映出以下趋势：一是在全球减排协议达成前，各国通过国际谈判达成妥协的空间减少，二是各国的减排行动将主要以自主减排目标和内部体系的方式出现。
　　迄今为止，在全球气候保护的可持续目标方面可以说一直有两种不同思路，一种“自上而下”，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前者需要首先确定全球长期目标，从该目标出发计算满足长期目标的全球碳预算，再对各国进行公平分配。《京都议定书》可以说是这一模式下的阶段性产物。而后京都阶段的全球减排框架能否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完成自上而下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设定和预算分解正在遭遇难题。
　　目前看来，“自下而上”逐渐成为主导趋势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即各国估算各自满足基本需求的碳排放量，经过加总得到全球总排放量，据此判断能否满足保护全球气候的长期目标。如果超出，就需要重新调整形成反馈机制。哥本哈根会议后1月内各国申报减排目标的做法正是后一种趋势的体现。
　　趋势是，以美国为代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建立各国国内减排交易体系的选项权重加大。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坚决表示，美国绝不会签署《京都议定书》以及任何国际协议。这显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以此角度来看，美国国内立法的迟滞和阻碍目前没能成为全球减排协议的催化剂，相反成了阻碍，至少是极大的时间干扰因素之一。由于美国国内立法的背书成为空头承诺，而其他国家无法接受“被搭便车”，谈判议程即告中断。这也是最近出现“去美国化”谈判呼声的原因，毕竟当年《京都议定书》是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生效的。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可能并不以国家和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是整个国际格局演变、国家实力起伏、外部经济环境严酷与否，以及内部制约瓶颈等因素决定的结果。当然，“自下而上”是否将无序而缺乏效率，目前还不能轻易得出结论。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因为各个市场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更多体现或者确立独特性，不愿或不甘进入既有轨道，而倾向于另辟道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趋向也在带来新的市场氛围和潜在机遇。作为排放交易的设计、组织和参与者，如何在营造本土化市场方面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将可能比碳市场发展的过去若干年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北京环境交易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