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龙华区金牛新村因为被当地开发商“看上”而被列入了“旧城改造计划”，由于政府组织的民调显示，40％以上的居民反对，开发商知难而退，改造计划流产，金牛新村得以保全。
　　有意思的是，金牛新村这个案例最大亮点，除了开发商的改造计划被否的结果之外，更引人关注的恐怕是整个过程中让当地居民想不到的很多“意外程序”：比如，当地政府并没有和诸多已经被拆迁的小区一样在民调上走过场，而是由区重点项目办牵头，街道办配合，了解金牛新村业主对改造计划的意见；再比如，当地政府没有像别的地方那样“吹偏哨”，帮开发商说话，而是将民意调查的结果如实公开。
　　也许这样的程序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但只要认真观察中国城市拆迁的真实生态，就会知道，这些“意外程序”的确具有很高的制度改进的价值。
　　从实际情况来看，金牛新村改造引起民意反弹的原因并不新奇：一是该小区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并非如开发商所描述的“年代久远、房屋陈旧、物业管理松散……与周边建筑环境极不协调”；二是补偿方案引起了居民普遍的反对。举凡中国式拆迁，特别是城市危旧改造项目，被拆迁居民反对者无非此两条，但反对归反对，在“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分的制度语境下，这种反对声尽管来势汹汹，但并没有阻止中国城市拆迁的进程。
　　当然，这种罔顾民意拆迁付出的代价就是城市进程中留下的社会伤痕，而2001年就开始实施的“拆迁条例”无疑是给这种伤痕以合法化的制度武器。
　　好在评价城市进步的制度标杆并非止步不前，正在征求意见的新的《征收与补偿条例》无疑在做着弥补这种伤痕的最大努力。对“征收条例”的价值与意义，论者多认为突出地表现在厘清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界限，并在补偿的市场化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这种评价不能说不精确，但显然没有点到本质——这是设计了一个确保各方利益博弈的法律程序，无论是公共利益的界定，还是市场化的补偿，最终的实现都需要具体的法律程序予以保障，否则，只会走过去野蛮拆迁的老路。就现有的条例而言，不能说其在程序的设置上完美无缺，但起码能看到对程序的重视。
　　不过，建立程序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问题是程序的执行，也就是说，必须在实际操作中，如何防止程序被搁置或者操控。这样的担心绝非多余，试举一例，按照现行法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但现实中，建设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实施情况极不乐观，许多地方要么绕开，视法律规定为无物，要么进行人为操控，在民意调查上公然造假。
　　因此，征收条例当以环评公众参与为鉴，在程序保障上作出更周密的设计，例如民意的征集，应该全程透明，杜绝暗箱操作，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参与，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贤达，由他们对民意征集程序进行监督；再如，应当确立程序的刚性，对于胆敢藐视程序或者人为操控程序的官员，必须严惩不贷，追究其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海口龙华区金牛新村改造计划被否是在新的征收条例颁布之前，在没有制度确保的情况下，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过度拔高其意义，唯有给予民众的参与和话语权以法治的程序，金牛新村才不会成为“乌托邦式”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