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值春运高峰。对于春运回家难问题，年年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并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今年的办法是在部分地方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从目前来看，效果很好。但也有一些办法似乎故意是要与社会大众过不去，例如，学者薛兆丰教授日前重提他十多年的一个观点，认为要解决春运综合症，即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大混乱等关联现象，唯一办法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
　　他的立论基础是，春运综合症的根源，在于短期需求激增。需求激增抬高了实际票价，但铁路系统还是按低价售票，这中间的差额就是招引黄牛党的根源。如果仅到此，也就显示不出薛兆丰教授的  “水平”，因为此乃是一个常识。薛兆丰教授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为回家过年并不是一种刚性需求，因此，在价格杠杆的调节下，即在火车票充分提价后，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会软化。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用反问的语气说，如果过年回家是刚性需求，“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薛教授的这番“高论”看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他忽略了现实中的很多约束条件。比如，人们要等放假才回家，是因为我们很多地方难以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只能在国家规定的统一假期里回家。即使撇开这些，也不提中国的铁路还承担着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薛教授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
　　首先，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他的回答是，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先不说正常秩序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假定火车票提高到现在的黑票价格，即黄牛党卖给旅客的票价  （按照经济学理论，这是在现有条件下能够达到的市场均衡价格），是否挡得住人们回家的步伐呢？以一张200元的车票为例，黑市价格一般能够卖到300-400元，也就是比原价贵50%到一倍。当然，在特别紧俏的时候，价格可能翻2-3倍。200元的火车硬座价，其对应的里程大概是2000公里，基本囊括了大部分人的回家距离。以目前人们的收入，即使是农民工，400元还是掏得起的。换言之，多数人并不会因400元就被挡住不回家。
　　所以，除非火车票提到远高于400元的水平，比如1000元，才会抑制人们回家过年的需求；否则，在400元以下的限度内，基本上挡不住人们回家的脚步。而从现实来看，即使车票涨价，也绝无可能翻一倍，前些年铁路部门为“削峰填谷”，车票上浮的幅度也就是15%-20%。当然，薛教授会说，这样的提价幅度太小，但是，真按他的主张，提到一个高得离谱的程度，黄牛党是没有了，火车估计也大部分要停运了，因为大部分人坐不起火车。
　　这也就是说，回家过年的刚性需求，在一定的价格幅度内是存在的。事实上，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比如，2008年春节，大半个中国发生了历史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但多少人还是依然要回家。春运公路也是一个例子。春运期间，公路的票价比平时普遍贵一到两倍，也没有减少多少农民工回家的需求。每年的春运公路也是人满为患，尽管与铁路相比，不那么一票难求。其实，人们宁可买高价票也要回家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这种刚性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这里的原因可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不管有钱没钱，到了年关就得回去，这在受传统影响深刻的农民工那里，更是如此；其次，春运所涉及的，是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工和学生这两个群体。学生还好办，一般有学校负责解决车票，最主要的是农民工和一些工薪族，他们大都因为生计而在外谋生，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有机会和时间，或者没有能力回家和亲人团聚，只好在春节的时候回去。中国的春运问题主要与几个群体有关。可以说，回家过年不单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因此，不能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衡量。另外，中国缺少慈善文化，不可能像薛教授所说的那样，指望富人通过购买提高后的票价送给那些回不起家的穷人。当然，什么时候多数国人的收入达到薛教授的水平了，就是把一张200元的票价提到1000元以上，我也赞成。
　　薛兆丰教授提的是他十多年的观点，那么，我也提去年春运期间在《每日经济新闻》发的文章的观点，我们应该跳出春运来看问题。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约为45%，不仅滞后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滞后于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非农就业水平。城市化滞后说明城市接纳的农村人口比较有限。由于农民在居住、养老和子女入学等方面遭遇一系列难题，目前农民不可能从心里真正把城市作为自己的家，也就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所以他们不得不每年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春运买票难的背后，实际反映了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城市化的滞后。等到我们的城市化率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了，春运买票问题也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