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它不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而是南京的又一次告急。连月来，诸路媒体紧急呼吁：南京的老城南保不住了！
说来遗憾，我一直没有去过南京，更不知道南京的老城南是什么模样。不过，和许多人一样，我对南京的历史还算熟悉。它不仅有六朝古都的繁华与沧桑，也有外敌屠城的血腥记忆。然而，在现在这个和平年代里，突然有人说“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即将名存实亡”时，我多少还有些惊讶。尽管现实的逻辑一次次告诉我，这可能的结局不在意料之外。
有人说，老城南之于南京，就像西岱岛之于巴黎。然而，历史的厚重并不能阻挡“拆迁党”之狂飙突进。随之而来的抵抗多少有些悲壮。与此同时，你也不得不感慨：在中国，“拆迁党”是一支多么剽悍的力量。如有媒体报道：“这几个月来，总理的批示、调查组的结论、副市长的表态，还有专家的不断呼吁，仍然不能阻止南京老城南的疯狂拆迁。”
据说这是一场“镶牙式改造”，只可惜把被改造地的牙给镶没了。批评者说，这分明不是在“镶牙”，而是在“拔牙”。同样可笑的是，那些呼吁保卫南京古城的人，竟被拆迁人员形容为“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在此，大家不禁要问，在时光无情的流转中，这些被称为可以书写历史的人民，几时成了“螳螂”？照此理解，人们辛辛苦苦维护的，岂不都不是人权，而只是“螳螂权”？
更荒唐与恶毒的是，住户是被一群群手提铁棍的男男女女绑架着被“拔掉了牙”的。当这些男男女女将只穿着内裤的妇女从自家床上脚不踮地地拎下楼，除了“暴行
”，你想不出第二个词。谁都知道，这样的拆迁，不仅在消灭旧城，消灭文化，而且损害了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这样的拆迁，如果需要一个沉重的名字，我就叫它
“南京大拆迁”。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曾 在 他 的 书 里 问 了 一 个
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陈先生给出的答案有很多，比如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为此，人们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却不得不先拿几个小时对冲这种制度成本，然后才是为自己赚的钱。与此同时，国家过重的财政税收消耗了大量民间财富。
在我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勤劳却不富有可以换一种解释：即在中国防偷禁抢的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否则，当下这种野蛮的暴力拆迁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一个功能不正常的社会，一个偷和抢还不能得到有效扼制的社会，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勤劳，却又因现实所累很难真正富有或者持续富有。
具体到拆迁，有时候，你不禁会胡思乱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不是中了拆迁的诅咒。一代代像嗑了摇头丸一样拼命地自我否定、互相拆台，这拆迁大概也算是一种“国粹”了。而这一切，其来有自，不唯城里。就在这个夏天，我回到乡下，走访了一些地方，各地新农村建设算是如火如荼。然而，当我走近一幢一百多年前的某个大户人家的旧宅子，看它牛粪满地、杂草丛生时，总免不了黯然神伤。这个旧宅子本应有西欧乡村城堡的威仪，然而，它连屋顶都没了，屋内的树枝从窗户里伸了出来。
记得年幼之时，我也曾经在那样的房子里偶住、嬉戏；而在我那时念的教科书上，有关旧中国的描述莫过于一穷二白。长大以后，明白了些事理，才知道：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代人，如果看不到本国有什么好东西，眼里自然只剩下一穷二白了。回想起来，乡间那些有天井的接天接地的老房子，本是乡村最珍贵的记忆，然而在战争和随后的运动中，它们绝大多数都被毁掉了。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短视的时代绝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今天的城市与乡村一样，许多美好的、有时间感的东西正在消逝，而且一去不复返。面对这一切，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地方政府都应该自问：那些肆无忌惮毁灭历史与文明的人———究竟谁在纵容？究竟谁去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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