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有特有的温度，即便全球经济趋冷了，中国经济也很热。而且中国经济还有特别沉重的重量，中国是一个钢铁的国度。为什么在新世纪初，中国钢铁业爆发了一轮持续高速增长的行情？为什么全球经济危机重创世界钢铁，而中国钢铁的消费强度依然有增无减？

　　中国经济“重”得很

　　经济是有“重量”的，中国经济“重”得很。不过有重量不一定有分量，知识、品牌是“轻”型的，但却很有分量。
　　钢铁的吨位最能够衡量经济的“重量”。世界上，钢铁产量和表观消费量在1亿吨左右的国家只有日本和美国，达到几千万吨量级的国家也屈指可数。2008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5亿吨，表观消费量达到4.5亿吨。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均钢铁消费一般在300~400公斤（后拐点时期），中国已达到350公斤/人，而中国之外的世界人均用钢只有138公斤，印度还不到45公斤/人。
　　从中国经济的结构层面来说，中国制造业比例高达43%（2007年），如以轻重工业划分，中国的重工业畸重。以上海为例，其重工业高达轻工业的3倍。中国的投资也是“重”型的。十多年来，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偏重三大领域，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总共80%左右。
　　而钢铁是投资拉动的最大受益者，钢铁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额高度相关。每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不变价）的钢材和粗钢用量有十多年保持在4000吨的水平。
　　另外，大量的货物出口也是经济重型化的助推器。2007年和2008年，仅钢铁的直接净出口就高达5000万吨左右。据推算，随机械产品等间接出口的钢铁还有五六千万吨。中国的进口量也不小，但品种相同，价值也不相同。以钢材为例，近几年进口钢材的综合平均价大约要比出口钢材价高出50%。因此，以净出口价值量计算，出口的重型化效应会被低估。

　　经济体量快速增“重”

　　中国经济的体量是快速增重的。大体而言，就在2001年以来的8年。粗钢的年均增速从2000年前的6.84%跃增至21.06%，“爆发”度为3倍。　中国钢铁历经半个多世纪，才突破1亿吨的大关，而在新世纪的八年中就跨越了5亿吨的钢铁巅峰。在钢铁世界中，几乎要占到40%的份额。
　　从中国主要工业品的增速来看，比如大中型拖拉机，1990到2000年平均增速为1.49%，但2000年到2007年增速达到25.67%。金属切削机床产业，1990到2000年平均增速2.79%，2000到2007年则增长到19.09%。很多产业比如粗钢、家用洗衣机、家用电冰箱、烧碱、硫酸、汽车、化纤、水泥、乙烯等等，都实现了增速爆发。
　　可以说，2001年至2008年，成为中国经济提重的爆发期。从中国粗钢消费强度来看，2000年前约为1000吨/亿元GDP，在爆发期接近1500吨/亿元GDP。但同期，电力、水泥的消费强度大体持平。
　　钢铁的爆发折射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重型化的态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进程大量地消化钢筋铁骨，使经济迅速增重。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扩增中国的产能直至过剩。出口达到惊人的规模。

　　产能过剩不只是数量问题

　　中国钢铁得益于投资拉动。今年以来，世界主要产钢国和地区的减产幅度一般都在40%以上。但中国钢铁在2008年6月达到月产高峰4694万吨之后急剧滑落并跃起，已快速完成V形反转，上升到月产4646万吨的高位。
　　特別需要关注的是，粗钢的月表观消费达到4748万吨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经济最热时，粗钢的月表观消费不过　4273万吨。
　　但钢铁捡回了吨位，但却丢掉了价位。从6000元/吨左右的价位跌到3500元/吨左右。由于上游矿石和煤炭的价格没能跌去同样的幅度，钢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4月份还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5月份稍有盈利。钢铁业的紧日子表明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即使大大受惠于政府扩大投资的经济刺激方案，钢铁业仍然难以消化其6.6亿吨的产能。扩大投资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产能过剩在表观上是数量问题，实质上是结构和档次问题。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消化在先，是当务之急；调整为本，是长远之计。消化产能需要真正扩大内需：上策是消费吸纳，中下策是投资消化和战略储备。调整产能有四部曲：淘汰落后产能，消减新增产能，转移现有产能，提升优势产能。

　　怎样驾重就熟？

　　可以说，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受到海外冲击不假，但中国经济本身早就积聚了巨大的下行压力。不论有无外来的危机冲击，中国经济必然会很快步入下行调整的轨道。外来的危机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增加了调整的困难。
　　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和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很不相同。消费拉动的经济通常是轻型的。投资拉动的经济通常是重型的，投资型经济极易生成大量泡沫。而且投资的乘数效应很大，对钢铁的需求会派生出许多中间需求，为扩大产能，钢铁自身需要用钢；为生产钢铁，钢厂需要矿石，矿石需要海运，海运需要大船，造船需要钢板。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出重拳救市，刺激经济，调整振兴十大产业。提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可谓试图“驾重就熟”。
　　但眼前之功和长远之效未必一致。相比于出口和消费，最显著的成效是投资。仅从投资增长态势看，中国无冬天。危机影响前，投资增长略高于25%，危机来袭之际，投资增长反倒直线上升，超过30%。本来投资重，而今更畸重。扩内需是虚，扩投资是真。扩大投资肯定可以缓解眼前的困难，但极有可能恶化将来的问题。
　　为保增长而扩大投资，不大可能改善产业结构，只会加重结构的畸形。
　　中国处于产业重型化的时期，历史和现实都是不可跳过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是举重若轻。不能倚重卖重，倚重超重，进一步恶化我们未来的处境。
　　中国需要切实施行一些新的思路。一是产业发展新思路：要调整产业、振兴市场。过度制造、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产业的痼疾。因此，问题不是振兴产业，而是振兴市场。
　　国际市场无能为力，国内市场须有所作为。振兴市场，国内可靠“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补贴政策，国际可靠恢复出口退税等政策。但更重要的根本之道是调整产业，靠产品和服务说话。出口经济应该逐步轻型化，要靠名优精特的产品征服国际市场，而不能靠廉价的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的代价扩大出口。
　　二是城市化新思路：要以城市化主导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程凸现了工业化这条发展的主线。城市以工业开发区为重心，城镇建设完全围绕工业化展开。农民离乡背井打工忙。
　　在经济实力低下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工业化为主导，无疑是必需的。但当产业能力已形过剩，就该以社会发展为中心，以城镇化主导工业化。今后的30年，城镇化的产业推动力将与日俱增。城镇化不仅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更重要的是提升第三产业，涵容服务化。
　　三是房地产新思路：从土地开发到土地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可以说是起步于城市土地开发。近年，城市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近1/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4。
　　但相对于城市的土地开发，农村的非农用地是待开发的处女地。而这只能通过改革来实现农村非农用地的放活，这必将开拓一个全新的巨大房地产空间。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压力得到缓解，也有利于房价回归正常区间。（作者系首钢集团总经济师，文章根据作者7月11日在由华中科技大学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