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天开始北京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车辆尾号限行，从本周开始到10月9日的每个周一到周五，某些尾号的车辆轮流禁止上路。
城市交通拥挤是一个很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道路的拓宽速度赶不上人们买车的速度，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死循环”：马路上车辆太多交通拥挤出行不便，于是市民必须买车；更多的市民买车之后，马路上的车越来越多，出行更加不便，无车的市民于是也必须买车；……最终马路上车越来越多，人们出行越来越难。
打破这个囚徒困境，靠市民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由政府来采取某种措施，这是博弈论所论证的一个基本原理。解决交通拥挤，只有两种可能：增加道路供给和减少上路的车辆。在城市里短期内增加道路供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减少车辆上路一个办法了，而限行客观上能够减缓交通拥挤。
但尾号限行政策还是招致了很多批评。一个基本理由是，限行实质上限制了居民的财产权；市民原本的预期是车辆能够自由上路。这个理由在我看来值得商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的权利边界其实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之中。比如杭州采取了一个措施，划出一条专门道路，仅供公交车专用。这个举措市民拥护程度很高，但其实这也是对开车居民权利的一种调整。权利边界的变迁和调整，其合理性来自于，当某种行为对他人造成了影响，调整权利就是必要的。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某人在电影院里开玩笑喊了一声“失火了”，这会造成人们夺门而出，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的“紧迫的危险”，于是法律会惩罚这种行为，这与“言论自由”并不冲突。
车辆挤满了城市的道路，对不开车的市民来说也不公平。其一，公交通行受阻；其二，车辆排出的大量尾气损害了市民的身心健康，但车主并未因此对市民进行补偿。据此，采取某种措施减少车辆上路有其合理性。
但目前采取的措施尽管对每个开车的人来说很公平，却未必是个好主意。比如某人有重要的商务活动，限行就可能给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他来说，他可能宁愿买五辆车来应对这个政策。因此，限行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政策。
问题的本质在于，城市里的道路其实是一种经济资源，你使用了他人可能就使用不了了。如何分配这种资源呢？分配经济资源，更有效的手段是采取市场化的措施，基本的思路当然是，让更愿意支付高代价的人优先获得使用这些资源的机会。从这一思路出发，我觉得可以考虑的政策是，根据道路的容纳量，征收高额燃油税，提高人们开车上路的代价，以减少上路的车辆。
当然，征税所得的使用，也应该统筹兼顾。在程序上，这些税款应该纳入公共预算的范围，为此，完善公共预算制度应成为与之相配套的改革措施。此外，过多的车辆排放的尾气污染了环境，从社会阶层的层面来看，富人比穷人更有能力来使得自己免于污染的损害。这非常不公平，富人造成了污染，但后果由穷人承担。我觉得，这些税款应该补贴给不开车的市民，或者专款专用于治理环境污染。如此一来，多使用公共道路的市民多付费，不使用的市民也获得收益，是一个更有效率也更公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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