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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中国陆续与俄罗斯、委内瑞拉、安哥拉、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五国签订了总额高达450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未来15到20年间，中国将通过向相关国家的石油企业提供贷款，换取每年3000万吨左右的原油供应。
此前有评论将“贷款换石油”模式推崇为“开启南南合作的新式”，笔者相信并不为过。
一方面，“贷款换石油”从形式上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此之前，日本、韩国等国曾都对外实行过“援助换石油”的方式。可以说，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近似关系。
但另一方面，“贷款换石油”又完完全全是一个中国式的制度创新。与从国际市场上直接购买“贸易油”和直接投资海外获取“份额油”不同，贷款换石油虽然本质上也属于“份额油”之一种，但所选择的谈判对象既不是财大气粗的中东产油国，也不是地缘政治风险极高的国家，而主要是与中国一样的新兴大国或中等新兴国家，其内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同时对国外资本又有一定需求。若取法得当，“贷款换石油”无疑还将有助于大大增进新兴大国之间的政经联系。因此，无论从战略高度还是战术定位上来看，贷款换石油都堪称一招精心设计的好棋，未来若有合适机会，理应继续推动下去。
但笔者也不赞同将“贷款换石油”对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无限拔高，它仅仅是中国原油进口的一个选项而已。客观来看，购买贸易油、海外直接投资开采或并购、“贷款换石油”三条途径既有各自优点，也存在各自一定的局限性。
在国际市场上直接购买贸易油，优点在于灵活弹性，例如美国就较为青睐这一方式，认为它经济划算。中国作为国际能源市场的后进入者，面对早已被瓜分殆尽的份额油市场，原油进口不得不主要依赖贸易油。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对原油需求也在急剧增加，直接买油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油价产生影响。这也使得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将2008年国际原油价格暴涨主要归因于中国需求的增长。
而通过投资海外获取份额油，理论上能较好地避免这一问题。但实践中，这样做的难度和风险又往往是最高的。一方面，多数国家并不愿将本国资源的开采权拱手让出，一些拉美国家甚至动辄对外资油田实行国有化政策；另一方面，全球新发现的油田数量又极为有限，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较晚，因而被迫涉足一些政局或周边地缘形势不稳的国家和地区。
相较而言，“贷款换石油”既可以保证中国稳定获取原油，不对国际市场带来重大冲击；又可以降低“走出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同时，还能起到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的功能。
但美元汇率是横亘在“贷款换石油”面前的重大风险。目前，美国正实行激进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2009年财政赤字预计将高达1.84万亿美元，未来十年累计赤字更将升至7.1万亿美元的规模。因此，在中长期的时间跨度内，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非常大。尽管此次中国与巴西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达成了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采用本币结算的共识，但资本账户下的双边贷款很可能并不包括在其中。若未来美元大幅贬值，作为贷款方的中国将蒙受重大损失。就此而言，“贷款换石油”又不能无节制盲目推进。
需要强调的是，保障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绝不等于片面强调扩大原油进口。要从根本上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不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开发间，有一个如何保持最优比例的问题。
此外，开源固然重要，但节流更值得提倡。目前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单位产值能耗比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和43%；而机动车百公里油耗也分别比欧洲和日本高出25%和20%。如果能真正贯彻落实《能源节约法》的要求，或许中国根本不必像现在这样满世界找油。毕竟，用宝贵的外汇储备资产去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不是更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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