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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区域内通讯一体化要求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是合理的。李毅中认为一体化可以减少漫游费，便利通信，降低费用，有利于经济发展。
李毅中的这个表态，是对已准备试点的“长沙、株洲、湘潭”通讯一体化的正式评价。按照试点设计，通过网络改造之后，三市共用一个固话区号，三市固话按照市话收费，移动取消漫游费。此一体化方案预计在今年7月1日完成，半年就会给消费者省一个亿。该方案打破行政区划、实现通讯的低成本、无障碍，得益最大的无疑是三地的民众和企业。
立足于制度变迁的视角，一个国家的信息传输成本是高是低，对不同地区的民众、企业能否享受到信息财富带来的好处，至关重要。通过通讯一体化，在实质意义上降低了因行政区划而徒增的交易成本，比起交通一体化而言，无疑更能将区域一体化向前推进一大步。
“长株潭通讯一体化”显然具有制度示范的效应。近几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几大区域经济带通过交通、信息、产业、物流等共享平台的建设，降低了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了区域的协调和竞争力。如果能在通讯一体化上进一步，共用一个固定电话的“区号”，取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方之间的固话长途费和手机漫游费，不仅能在心理上消除“行政区划”的壁垒，而且由于这些经济体人口和市场规模的庞大，也能带来惊人的发展红利。
就京津冀而言，在地理空间上，其实北京、天津、河北基本上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人员和物流往来极其频繁，三地近年来，就推进京津冀都市圈和环渤海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功能互补、布局合理的区域产业协作体系一直进行着努力，比如，京津城际铁路的建设，使得北京与天津的空间距离只有半小时，很多北京人也到河北的燕郊买房置业。但是，在三地人口和物流融合的同时，公共政策还没能大胆跨越地域，起到制度性支撑作用，导致区域一体化建设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不仅在许多方面没有形成协同效应，反而因“虹吸效应”形成了“环京津地区贫困带”。
从社会演进的视角，一个地区的发展，其核心的成长机理和精神枢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同时又是一种制度安排。京津冀要在区域一体化方面迈出实质的步伐，通讯一体化无疑是下一个最好的制度对接口。
如果京津冀实现了通讯一体化，北京、天津和河北采用统一的区号“01”，同时免收三地的漫游费用，将无形中使得三地居民在心理上不再有地域鸿沟。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三地在户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政策方面的对接，良性循环，会大大降低区域分割的制度成本，给民众带来制度红利的同时，对京津冀未来的经济发展更是个史前未有的机遇。
事实上，打破人为的行政壁垒和隔阂，实现区域一体化，也是一项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福祉的“民生工程”，这种制度变革的功效往往比巨额的直接投资更明显，在配置资源上，市场自然形成的区域范围本身比行政规划更有效率。在经济形势严峻的当下，区域一体化的思路显然应该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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