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8年岁末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题为《大破解》（The Great Unraveling）的文章。这篇文章首先提出：中美经济是“两国一制”。他说：如果从中国的角度审视美国的银行危机，一方面令人瞠目结舌，另一方面令人感到沮丧。之所以瞠目结舌，是因为人们难免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two countries，one system）。为什么这样说？很简单，在美国推出大规模的银行拯救计划后，我们发现：“中国有庞大的国有银行部门，此外还有一个私营部门。美国现在有个庞大的国有银行部门，此外还有一个私营部门。中国有着庞大的国有工业，此外还有私营工业。一旦华盛顿拯救了底特律，美国也将拥有庞大的国有工业，此外还有私营工业。”

    对于他的观点，多数人都持批评态度。因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显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政治体制上是很容易区别的，但是在经济体制上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2009年新年伊始，北大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在凤凰卫视作题为《中国改革逻辑》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并没有正面涉及“两国一制”，但他对美国的经济制度是肯定的。现场的一位观众问道：“如果纯粹地把国外制度的有些东西移植过来，而不加改造的话，你说这样的改革会成功吗？”他回答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以简单地移植，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人类的本性没什么差距，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哎呀，这是美国的制度，所以肯定就不适合我们，因为让我们自发地发展，我们发展得也可能和美国制度是差不多的，这就是人性，那我们知道人们追求幸福，这是对所有国家都一样的。”他又说：“人类的财富是怎么创造的，是那些真正的私有的这些企业，它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每个人的创造力，包括西方的金融创新，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美国过去30年高科技领域一直是领先的，我们现在享受的好多东西，都是美国的企业创造的。如果没有它现在自由的金融制度，那么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未来，我想仍然是要往前走，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包括金融企业，让它更多地有自由。”由这种观点出发，这位教授认为今后改革的重点是降低国有企业国家持股的比例。
    笔者个人并不完全同意这位教授的观点。让我们重温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论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邓小平指出这种区别主要是分配。他在同年12月的批示中写道：“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后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由此可见，我国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分配问题。为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与GDP的比例，并缩小正在继续加大的贫富差距。
    危中有机。当前的金融危机的压力，必然增加了社会分配体制改革的困难，但也必然凸显出这种改革的急迫性。经过30年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又走到了重要关口，为此，我们必须认清继续改革的方向，冲破阻力，才能清醒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