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政府会议上，市长阮成发提及少数行政机关的铺张浪费现象，充满痛惜：“动不动就搞个开张、庆典、开会，纷纷打报告找财政要钱。”他要求该市明年将严控各项行政成本，公款开会、接待、购车、出国等四项行政开支必须控制为“零增长”。凡年初未纳入财政预算的各种会议开支，一律不准再打报告到市政府申请经费，在财政局这一关就要“枪毙”。（《长江日报》12月23日）

    上面引用的新闻，其中包含大量的信息，有的甚至是政府行政运作的秘密，因此需要深入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近日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中国用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的开支，一年高达9000千亿元，约占行政开支三成。这是宏观的数据。而前些日子被曝光的官员丢失的出国考察费用清单，则从微观层面证明了所谓的公务出国是多么触目惊心。但既然是“零增长”，则意味着不管以前的行政开支中有多少属于奢侈浪费，但此开支的数目已经成为合理的基础，明年按这个安排就行了。这就是说，即使在所谓勒紧裤带的紧日子里，这样的出国考察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因为这样的开支并未压缩取消。
    虽然道理如此，但是现实地看，要求取消和压缩所有不合理的行政开支，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是不可能的。预算由政府制定，并由政府控制，人大的审议不过是过场而已。人大并不能控制预算，因此，人大也无法通过审议预算而把不合理的行政开支降下来。现在，武汉市政府主动承诺将开会等四项行政开支“零增长”，已属不易。就此而言，“零增长”总比长期实行的“基数加增长率”还是有所节约。
    虽然政府承诺“零增长”，但要落实还需要预算的刚性约束。没有预算的刚性约束，仅靠政府的自觉自律，“零增长”被突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武汉市长的讲话本身透露了政府财政运作的秘密：至少在武汉市，一些本来也没有列入预算的会议经费，政府部门也可通过打报告要钱并得到了钱。这说明，政府预算本身不具刚性，政府部门和官员可以很容易地变更预算法案。如果此种现象不做改变，即使政府把2009年某些行政开支安排为“零增长”，也难以杜绝政府部门新增项目、申请经费、得到拨款的做法，因为这是中国财政支出管理的惯例。
    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政府花钱，尤其政府自身行政运作的开支，必须得到人大代表的审议和同意。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审议通过的预算案具有法律效力，一经通过，政府只有严格执行的职责，没有私自变更的权力。政府如果在变化的形势面前需要调整或追加预算，那也要通过法定程序，由人大审议预算调整或追加的方案。无论是政府的财政部门还是政府的行政首长，都无权在预算外调整支出，追加经费和批准项目。我以为，对于政府来说，遵守预算的权威，把政府置于预算的约束之下，让预算约束硬起来，比市长的苦口婆心的劝说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