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份PMI(采购经理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至38.8。而世行最新预测，明年中国GDP 增长约为7.5%，已低于1978-2007年间的平均增速(9.8%)，可见，此轮金融危机对于国内实体经济的冲击正在快速显现。日前政府已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明确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比较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危机，可以发现此次积极财政政策无论是政策空间，还是实际效果可能均不及10年前：当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65%)要远高于1998年(30%)，35%的净出口比重也高于1998年的20%，而外部需求端更与当时有天壤之别(1997-200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保持在4%左右、欧洲也在2%以上，现在欧美均已进入衰退)，投资比重(40%)也要高于1998年(35%)，相应政府预算中的基建支出比重(22%)也远高于1998年(15%)，况且1998年积极财政以来的数据显示，以政府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存一定时滞(1998年积极财政真正发力到2000年才显现)，所以在未来1-2个季度经济仍会惯性下行。
　　在当前坚定信心的关键时刻，未来调控的基本方向需要进一步明确，即改过去“投入型”积极为“改善型”积极，在总需求下降引发的经济下行阶段，要尽快明确侧重需求方的资源配置刺激方案，而在具体措施安排上，应该果断加大减税力度。10年前鉴于中央财政的捉襟见肘(税收占GDP比重下滑至10%)，决策采取了增税扩支策略；而经过15年分税制的推行，政府财力已得到极大提升(税收占GDP比重升至17%，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升至22%)，而居民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并未明显的提升(10年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维持在10%)，因此，减税这一直接为微观层面创造利润空间的工具应该尽快纳入调控视野。虽然财政部已表示今明两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3500亿，但应承认如果经济运行继续加速下滑，微观层的生产投资意愿继续收敛，恐怕实际税负的降低要大打折扣。如果说在经济上行期增加税负，要考虑微观层的承受力，需要逐步渐进；而在当前坚定信心的关键时期，则需要一步到位式的减税，诸如考虑企业所得税率的暂时下调(5%-10%)、个人所得税暂停1-2年征收(笔者不赞同过快上调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而让微观层切实感受到福利的增进，当然减税的范围要以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前提，而不是一刀切。
　　另外，一定要打破“金融调控万能论”。货币绳子可以拉住飞奔的通胀，但在推动经济上行方面，可能就显得无从着力，伴随物价回落，长达23个月的负利率局面有望得以扭转，但如果一味采用赶存款、抓银行的策略，恐怕只会为未来更严重的通胀种下祸根，况且在价格体系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资金价格的变化只能在短期内有强心剂作用，其实质也只是将利润在不同行业的再分配而已。
　　最后，就是要严格贯彻温总理提出的“增强决策的透明度”，而不是反向操作。例如在央行破纪录“五率”齐降之前，恰是“目前利率水平合适”的官员表态刚出之际。要知道，在经济下行中，任何消息和举措均可能被解读为“更坏”，如果决策不透明再有意或无意干扰，这种趋势就会不断自我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