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到中国宣布4万亿的经济投资，从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中小企业的破产到楼市的持续萎靡，从各种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到民间个人的感同身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感到一种不确定的社会压力在周身弥漫。经济环境的波谲云诡，势必唤起不同群体心理上的某种微妙的变化，敏感，焦虑，恐惧，躁动。在社会心理变幻无常、跌宕起伏的时候，社会也很容易出现不同形式的躁动。尽管两者之间很难有一目了然的逻辑联系，但越是在经济环境出现某种震荡时，转型社会就越容易发生共振，这应是一种基于逻辑与经验的常识性推断。在此种背景下，近期不同地方、不同领域出现的某些社会震荡，就尤其应当引起各方重视。大张旗鼓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应该给民生以细致周到的呵护。

    近期，我们遇到一连串的“社会震荡”。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后，一些地方的出租车“连锁罢运”。这一连串的“行业罢运”现象，固然有其背后共通之处，但也有一种权益受损后，心理长期压抑导致的权利躁动。
    上述冲出内心、造成震荡的“权利躁动”的原因可能多元不一，却引出一个重大的社会话题：在构成社会整体的诸多群体中，某些群体由于在利益分配上处于弱势，而利益表达、权利沟通渠道不完善、不畅通，他们的心理冲突可能更容易爆发。
    在社会环境、经济情势相对良性的状况下，某些弱势群体的躁动比较容易自我控制和调节，因为利益的得失不至于带来直接的心理刺激，利益的损耗还不足以较大影响自身的生存状况。可在社会环境出现某种震荡的情况下，比如当下笼罩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局，利益的损耗、长期的压抑，就容易放大群体心理的躁动不安，最终导致他们以种种方式争取自身权利，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
    因此，当各地政府将目光更多聚焦在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层面时，应更多关注不同群体的权利，尤其是呵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因为环境的动荡中，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最弱、群体心理受伤程度最深，权利躁动下的震荡可能最大。为政者如果失之偏颇、疏于呵护，即使经济实现“单足”跨越，社会也会为那些躁动不安的“自我维权”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