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新秩序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应积极推进“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新秩序，加快汇率制度改革，尽快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而正确认识衍生品在合理避险过程中的价值，运用期权做空美元，运用期货做多石油和黄金，恐怕是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规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尽管出现了“美国经济预期下降而美元币值却逆势走强”的奇怪现象，但不可否认，世界对美元未来的“国际货币本位体”地位已产生了很大分歧，甚至有了更换国际货币本位体系的呼声。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的“建立全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言论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那么，已经被“自觉”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货币美元本位体系是否真的会土崩瓦解呢？中国又应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呢？
    首先，国际货币本位体系的更迭并非理论推理那样简单。回顾世界金融历史，任何一种货币本位地位的确立都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因素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一场金融危机就要改变美元的国际地位恐怕不很现实。美国佬也不会心甘情愿，要知道，几十年来，美国在制造业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占据着世界第一经济体地位，相当程度上缘自其“世界结算货币发行国”的特殊身份。欧洲人之所以近30年来不断主张并推进欧元区，很大程度上也是看中了世界结算货币所带来的“超额利益”，建立欧元体系是“表”，抢夺国际货币本位地位才是“本”。这种情况下，谁会轻易交出特殊的权利呢？
    但这样讲绝不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就不应该改了，更不是说不能改。实际上，即使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所谓的“强势美元政策”，在其经济不能根本性复苏并获得世界认同的情况下，这种强势美元政策也只能在名义上稳定美元的本位地位。试想，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必将采取各种手段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最起码，各国可以通过对美元风险的对冲来保证其美元资产或美元结算的价值，而最有可能的手段就是“做多黄金或石油，做空美元”。一旦这种做法被普遍接受，那么，国际货币体系的实际本位体就不是美元了，而是石油和黄金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让世人彻底认清了金本位制的不可行性，由此，学者们普遍认为“硬通货”本位制一去不复返，这样的认识在教科书中已经存在数十年，很少有人质疑。但是，如果回顾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这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会发现黄金的本位地位并没有完全消失，否则也就不会存在美元价格与黄金价格的反头寸关系了。不仅如此，石油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也在左右着美元走势。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石油商品属性的逐渐褪色，其资产属性越发突出。至少就目前的储量和开采量来看，石油不会像黄金那样因量的不足而阻碍其本位体的建立，因此实质上已经承担了部分本位体的作用。这样看来，美元本位体系——即使名义上不会改变——实质上早已受到挑战，所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一定会改变的，只是“大张旗鼓”和“润物无声”的区别而已。
    面对悄然变化的国际货币新秩序，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盲目加入进攻行列肯定不是明智选择，但也不能因此无所作为，或者僵硬地支持美元地位。笔者以为，中国首先要做的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新秩序改革，既不维护美元，也不强挺欧元（或其他国家货币），就像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要积极推进“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新秩序。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尽快改善储备结构，避免单一的资产储备在新的秩序体系中的无谓损失。
    其次，要加快汇率制度改革，尽快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历史经验证明，僵化的汇率体系往往是美元危机的“避难所”或“泄洪区”。尽管眼下这场金融危机暂时还没有危及美元价值，但谁又能保证危机不会危及美元呢？一旦美元危机凸显，国际游资肯定要寻找避风港，而这个避风港的特点就是那些本国货币实际价值很高，却因僵硬的汇率体系而使其名义价值偏低的经济体。以目前的汇率制度和未来的美元预期，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理想的避风港。尤其是我们目前还实行着完全的售汇制度和被动的结汇制度，因此国际游资不仅可以前来避风，而且避风的成本几乎为零，这对中国的金融安全非常不利。
    此外，学会运用衍生手段规避美元危机风险也是我们必须抓紧的一项工作。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学者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金融衍生品，认为是衍生品造就了风险的泛滥并最终导致，这样的观点是不科学的。任何事物都有合理运用和非合理运用之别，再好的药，吃错了还能死人呢，更何况衍生品？不能因为某些服错药的行为就指责药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不当运用衍生品有可能就是金融危机的祸根，但不能因此否定衍生品在合理避险过程中的价值。运用期权做空美元，运用期货做多石油和黄金，这恐怕还真是未来一段时期规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国际货币新秩序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早作防范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