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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的泛滥不仅折磨了无数小生命，也让众多奶农欲哭无泪。三鹿企业所在的河北省，奶农一天倒掉的鲜奶就有数千吨。有些地方的奶农甚至已开始含泪杀牛。作为产业链中最靠前也是最脆弱的一环，农民在产业危机中再一次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改革30年，在其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市场化程度空前提高的背景下，农(牧)业仍然是抗风险能力最弱、市场发育最缓慢、集约化生产程度最低的产业。咱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供奶契约在，奶农完全可以依法得到补偿而不管你风云变幻；如果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在，奶农完全可以群策群力共同进退而不必独力苦撑；如果有一个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鲜奶市场在，奶农也完全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柳暗花明又一村。
但是，设想终归是设想。改革到现在，市场环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农民却似乎还是原来的农民。他们仍然不得不单枪匹马地在城市的缝隙中寻找立锥之地，仍然不得不在与城管的猫捉老鼠游戏中开拓产品的惟一出路。特别是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马太效应愈加明显的当前环境下，他们仍然摆脱不了被中间环节压榨的命运，直至滑向整个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末梢。
中间环节的多寡，实际上决定着奶农的命运。奶业危机出现后，三元公司由于早先建有自己固定的奶源基地而幸免于难。这种企业自己投资建设的集约化、高科技、高“保真”的基地生产方式，早已成为许多百年老店和跨国大企业的原料供应方式，客观上也成了一方农民化解风险和创造财富的有效渠道。但是，当“三鹿”们为图省钱、省事而把脸转向奶站、奶贩子的时候，这些层层多出来的中间商，就成了当地农民心头的梦魇。
“公司+农户”曾经风靡一时，目前有些企业建立的原料基地，也仍以这种形式存在。实践证明，“公司+农户”确实可以通过企业的龙头作用，引领千家万户农民走向市场，达到双赢。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负担太重，牵扯太多，有的企业已不情愿分出过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搞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也不情愿继续兑现与农民共同承担各种变故导致损失的承诺，这是许多企业与农户纠纷案的真正原因。所以从根本上讲，在逐利的资本天性面前，把农民的利益完全交给企业，也是一件不太靠谱的事情。
国外的现状已经表明，农民自发或政府协助的农业协会，是农民最好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目前国内发展不理想，一是农民本身缺乏这种欲望——这既有认识不足的原因，也有过去合作社和“统派购”的历史后遗症问题；二是政府的引导和扶持远远不够；三是协会的功能和性质在我国还没有回归本位。这种现状显然必须改变。毫不客气地说，我国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已大大落后于下游产业的发展，已经严重阻碍了各个产业链条的衔接和整个经济格局的平衡协调。长此下去，势必拖住国民经济的后腿，影响整个改革的大局。
所以，政府在农村的惠民政策，下一步就是要大力扶持各种农业协会的发展，尤其是要大力扶持各种以农产品为龙头的农村自助合作组织，借此把国家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农民利益、让城市反哺农村的改革进一步推向完善和深化，让农民更加充分地享受改革的成果，更加牢固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劳动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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