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次贷危机已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一年来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不断有欧美金融企业倒下或将要倒下,它们迫切需要有人出来扶一把。

　　对此,中资金融机构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从最初的抄底冲动,到不敢越雷池一步,从中反映出三个事实:第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异常严峻,在情况明朗化之前轻易做出决定意味着要承担较大风险;第二,一些中资金融机构在次级债、“两房”和雷曼兄弟事件中屡屡受损,来自国内各方面的压力和自身信心的折耗已使它们没有勇气继续大胆投资了;第三,其余中资机构虽仍有心,却没有能力乱中取胜,因此,现阶段最好暂不介入。
　　2007年次贷危机刚发生时,中资金融机构的并购活动还是相当活跃的,但大多黯然收场。例如,中投公司曾于2007年6月和12月先后买进百仕通（黑石）和摩根士丹利30亿美元和56亿美元的股份,但迄今为止,上述两笔投资已分别缩水46%和25%;此外,国开行2007年7月斥资22亿欧元收购巴克莱3.1%的股份,目前股价也已下跌了56%。
　　当然,对于其他亚洲国家而言,类似困境也同样存在。与去年和今年早些时候的收购热潮相比,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投资局和卡塔尔投资局等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已减少了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活动,相较而言,它们更愿意在印度、东亚和周边国家寻找机会;而韩国产业银行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也宣布放弃了收购雷曼兄弟股权的谈判。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去年12月其买进美林股份时的价格是每股48美元,根据双方协议中的“下行保护条款”,实际收购价在今年7月份时已降至原来的一半,即每股约24美元;当9月美国银行决定以每股29美元的价格收购美林时,淡马锡获得了全身而退的机会。不过,一般认为,淡马锡的成功是运气加明智的风险管理的结果,其他亚洲国家未必能够简单复制。
　　来自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醒亚洲各国不可因贪一时便宜而轻举妄动。从1985年到1990年,随着日元加速升值,日本企业共进行了21起巨型海外并购案,其中有18起并购涉及美国企业。可惜没过多久,日本人就不得不为其行为埋单了。例如,三菱公司购买洛克菲勒中心后,就因为经营不善,亏损严重,不得不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失去了进取势头,以前收购的美国资产非但不能带来收入,反而变成了沉重包袱。对于中国而言,缺乏海外资产管理经验的问题远比日本严重,如仓促行事,后果只怕更糟。
　　此外,除了经济因素外,需要考虑的还包括政治风险,特别是针对亚洲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性偏见。由于欧美金融业眼下处于水深火热中,相关国家将平日高不可攀的金融市场外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使抄底看上去并非不可能实现。然而,笔者怀疑,一旦危机过去,欧美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将再次反弹,那些在危机中来自东亚和中东国家的“雪中送炭”行为也将被扣上“趁火打劫”的帽子。
　　对于亚洲国家而言,除了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就无底可抄了吗？笔者对此不以为然。一方面,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大国,金融业发展最缺乏的不是资金,也不是理念,而是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和经历的中高端管理和实务人才。
　　以上海为例,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作为一个有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按照西方国家标准,最少应有100万人从事金融行业,但目前上海的金融人才只有不到20万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郎咸平教授曾感慨“中国缺乏操作外资的顶尖高手”,从前几年的“中航油事件”和“国储铜事件”来看,事实的确如此。
　　另一方面,随着雷曼兄弟、美林和AIG等机构相继陷入困境,华尔街已有4万名金融从业人员面临失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华人金融高管;而在英国,由于危机中的哈利法克斯银行被收购,同样可能导致4万名员工下岗,据预计,2009年底之前还将有至少11万名英国金融从业人员失去工作。
　　笔者认为,未来一两年内,大量国际金融人才将把目光投向蓬勃发展的亚洲。对此,中国应当抓住机会,走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前面,积极延揽高端人才。具体做法可同时包括“走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走出去”,就是国内金融机构赴海外开设分支机构,借助当地人才优势,尽快融入国际金融市场;而“请进来”是聘请海外金融人才,特别是华人金融人才回国工作,推动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
　　可以想见,国内众多有志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很快也将围绕吸引金融人才展开激烈争夺,先行一步者无疑将握有巨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