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CPI数据让中国经济决策者松了一口气，在此之前，经济下滑与通胀压力之间存在的紧张矛盾令调控政策进退两难。尽管CPI降至5%以下并不表明通胀消失，但是，它的减速给了决策者更多的调控空间，也因此，“保增长”毫无疑问的成为主要问题，而如何“保增长”则陷入又一个纷争。

　　由于包括出口、投资等在内的各项数据都在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尤其美国政府大规模拯救“两房”的效应，中国要求救经济的呼声很高，在股市大跌中受损的投资者更放大了这种声音。其中，不同版本的“千亿财政刺激经济”的方案颇为流行，期望以此拉动经济，拯救股市。实际上，这些都属于“恐慌性作品”。全球经济陷入周期性衰退，中国不可能逆势而上，而是寻求软着陆，防止硬着陆。应当说，防止硬着陆是短期目标，而防止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并及早恢复健康增长，要依靠转型。
　　我们注意到，在8月CPI公布当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河南农村考察，表示将“毫不松懈地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与此同时，国务院就医改方案再次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转型。社会转型的第一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消费。而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完善全民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正以及提高农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的基础。国内消费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缺乏内部消费的经济就是无根之木，丧失转型和增长的空间，因此，社会转型需要加速。
　　但产业转型的节奏应该慢下来。经济转型本身将打击并淘汰那些落后的产能(产业)，并通过要素价格上涨，给大部分企业的盈利能力带来挑战，因此，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诸多企业倒闭或利润下滑，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转型所需要的科技创新与服务业发展等经济增量部分，由于政策的、市场的以及技术的原因，很难快速成长以抵消落后产能消失带来的增速下滑。由于中国几乎所有主要行业都面临转型压力，转型矢量与周期因素叠加，会加速经济下滑。因此，应该减缓产业转型的速度，抵制周期性压力。
　　有关产业转型的另一个变量是要素价格改革，要素价格市场化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前提条件。由于CPI下降以及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国内要求价格改革的呼声很高，但主要是要求提高资源价格。实际上，资源价格改革并不等于提价，而是建立市场化价格机制。其前提是打破国有体制的垄断，还必须完善资源税等配套改革。鉴于目前国内外价差急速缩小，已无太大的提价压力，并不应急于提价，而应让PPI高达10%的企业喘口气，并加速为资源价格改革做机制性的准备。
　　就当前经济来说，应出台一些短期政策加以稳定，如适当增加一些财政投资减缓经济过快下滑，而不是刺激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不足取，因为若财政花出去不见效而经济陷入衰退，那将面临“赤字+衰退”的危机，日本当年为了挽救经济下滑，投入过多财政，造成泡沫和落后产能继续存在，最后泡沫破裂，巨额赤字为经济的恢复设置了障碍，日本经济至今仍然没有出现恢复性增长。此外，紧缩的货币政策应该适当的放松，但不宜以救地产或股市为目标，一般而言，市场预期恶化总是超前于市场的真实反应，政府在稳定市场预期的同时，不宜过早介入救治市场，而应该当市场方向确定后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