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再次对房利美和房地美（以下简称“两房”）出手，给中国的“救市”派提供了最新的利器。所有主张救市的人都会将此奉为经典，“看吧，世界上最最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出手了，我们为什么还不救？”

    此前，美国政府也曾出手对困境中的“两房”给予过援助，并且在股市低迷的时候，调低了利率。而这些措施也都成为救市派有力的证据。
    但其实，东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救市”一词的理解并不相同。笔者日前，曾就美国对股市以及“两房”的救助，采访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这不是政府在救股市、楼市，而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对经济进行的干预。
    但其实就实际效果来看，“干预”与“救市”可能更多是理解上的不同。救市本身就是一种对经济的干预，只不过干预是一个经济学上常用的词汇，而救市则更具有民间色彩以及中国特色。干预意味着在经济或者某些重要行业发展过快、过热，出现泡沫时，出台政策进行降温，挤压泡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压市。而在经济下滑或是行业低迷时，出台政策进行升温，刺激经济、产业的发展，这也就是所谓救市。说白了，干预也就是政府常说的调控。
    本来用哪个词无关紧要。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救市说的一次次兴起，“救市”被更多地戴上了利益的标签。这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眼光，妨碍了我们客观地分析认识问题。
    由是许多专家在谈到这个词时，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生怕被扣上利益代言人的帽子。在今年4月因股市下跌而引发的争论中，有些人就很聪明地回避了“救市”这个词，而是说，政府出台利好股市的政策，不能简单理解为救市，而应理解为政策的纠偏？因为在股市过热时，政府上调了印花税，并导致股市大跌。
    其实在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利益中人。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就是，假定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这意味着趋利避害是一种本能。因此，关注利益的变化，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被自身利益蒙住了眼睛，则很可能陷于相互指责，甚至语言暴力。
    比如，很多人会说，房地产崩盘了才好呢？楼价跌得越多，能买得起房的人越多。但其实，房地产业背后是无数人的就业，以及巨大的对相关产业以及全局经济的带动作用。如果楼市崩盘，势必将金融业拉下水。而一旦银行系统出现问题，后果将非常可怕。但另一方面如果听凭地产商动辙以金融业以及经济下滑相要挟，盲目出台楼市利好政策，不仅将助长房价的上涨，招致更多人购房无门，而且会加速房地产业泡沫的累积，从而将经济置于风险之地。
    明确了问题的利害，再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救了，我们是不是要救？笔者认为，美国的做法未必就是市场经济的样板。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救与不救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事实上，对美国不遗余力地救助“两房”，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不久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政府对“两房”的拟议援助，将导致风险社会化，其中蕴含着长期的道德风险。“基本经济规律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市场中的那些机构已经享用了一场奢华的盛宴，而政府现在正要求纳税人来负担一部分费用。我们应该干脆地说‘不’。”但就在今天，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发表文章称，只有国有化才能救“两房”。
    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出现在同一个媒体，其实正说明了分歧。干预与否，何时干预，这不仅是经济学上的难题，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困惑。
    事实上，自从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以来，干预经济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干预与否，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而非今天所独有。比如说，不久前对部分纺织品出口退税的调整，也被认为是一种救市。
    就中国而言，救与不救，首先要明确的前提是，股市与楼市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不是到了政府必须出手的时候？以楼市为例，房价到底降了没有？降了多少？楼市危机是否已经到了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程度？对这些问题要有切实的调查与定量定性分析。这显然是决定政策走向的一个前提。
    因此笔者认为，政府现在应该做的是在充分听取各界意见的同时，做充分的定量分析，在效率与公平上寻找一个均衡点。这是所有决策的前提。
    救市与否考验政府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