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渐成热门词语。由于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向上关联到宏观经济增长方式，向下关联到微观就业与可支配收入增长，在外需不振影响出口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进而推动就业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一定程度上以内需替代外需，确实可以作为抗衰退、抗周期的政策选项。但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这个老生常谈的经济术语来讲，含义是否足够实在、丰富，是否真的能够灵验，很值得认真分析。

　　事实上，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远不止外需不足这一项。如用相对市民化的语言来刻画，中国经济更像是在承受“内外夹击”。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依凭的国际贸易高速增长正明显遇阻，短期内，我们恐怕也不能指望欧洲、美国、日本经济迅速摆脱衰退状态，进而大幅度增加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在中国国内，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价格无论是“输入”还是“内生”，都只不过刚进入长期上升通道，却已经对厂商形成巨大的成本压力。全国范围内各厂商出现的盈利能力下降已经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导致原本就有“粗放式增长”病根的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压力。
　　从经济增长理论看，中国今天遇到的增长瓶颈，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都提示曾构成“奇迹”的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再可靠。不仅是工业，各行业的厂商都要认真面对并努力解决成长路径修正的问题。这属于“成长的烦恼”，也是增长曲线从收敛到发散再到收敛所必经的周期过程。无疑，作为新兴市场主体，中国正在体验周期，并尝试学会走出周期。
　　真正的问题是，就整个产业界而言，那些出身不同的企业家眼中的“结构调整”能否真正和主政者的想法合拍，恐将直接决定本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相对而言，中央企业所处行业多在上游、产品盈利能力较强、融资环境较宽松，它们的结构调整更多是“做大做强”。而对中小企业而言，问题似乎更多于机遇。至少在目前，中小企业主们所需要的远不止各级政府正积极推动的营运资金支持与经营环境改善。
　　显见，产业结构调整对不同的企业也是存在空间方面的差异的。中小企业尽管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主体，但留给它们的产业结构调整空间仍相当有限。利润相对丰厚、竞争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多数仍存在政策壁垒，既不能随心所欲、闪转腾挪，那么广大中小企业主们所面临的结构调整就无非是个坚持还是退出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营成本仍偏高的市场环境中，从事传统大宗商品生产的企业(以纺织服装鞋帽为例)真的能通过所谓“结构调整”完成从一个竞争性行业的弱势主体变身为另一个竞争性行业强势主体的过程吗?
　　社会经济环境历来多变，既非实验室，更不能做游戏。必须承认，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政策导向肯定是好的，但还需以更宽松、更具指导性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作为配套。
　　如今的国际经济形势，留给中国进行结构调整的时间已然不多。一旦欧美经济在三季度复苏，则中国可能不得不重新回到世界经济旧秩序去做“世界工厂”的工作。当下，利用中心国家经济出现调整的机会，鼓励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家们自由而积极地进入上中游产业领域发展，并尽快确立优势，才是下阶段中国经济转型的希望所在。
　　因此，有必要尽早把“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大风筝拉回到地面上来。心理学家马斯洛讲过，“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那往往会把所有碰到的问题都看成钉子”。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一样，如果仅作为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操作层面仍沿用30年前招商引资的思路，必然导致真正的市场主体们仍一头雾水、无所适从，那就实在背离了政策初衷，效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