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面临10年来最为纷纭复杂局面的关键时刻，相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若能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稳定市场预期，进而拿出全局性的前瞻经济对策，不仅是求解通胀、股市以及汇率等棘手问题的关键之举，亦成为衡量决策管理层能否娴熟驾驭大国经济的一根标尺。

　　化解市场风险关键在于稳定市场预期

　　从经济的短期风险来看，亟需密切关注三大风险的升高对经济的破坏性冲击：即，反通胀或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股市暴跌诱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以及汇率博弈失误牺牲货币主权的风险。如若一国的经济基本面没有根本性的问题，则化解短期风险的关键在于稳定市场预期。
　　众所周知，金融市场的危险性与魅力之处在于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风险波动的不确定性更大。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金融风险的累积乃至触发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加总效应”的反映。“加总效应”即是经济中单个行为人理性决策的加总产生次优社会效果的现象。例如，当厂商和居民对银行、货币或国家失去信心时，必然会出现挤兑或抽走资本的现象。尽管对存款者或投资者而言，其行为是理性的，但集体行动的“加总”却会产生令管理层恐慌的货币或金融危机。从11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今天的越南金融市场的恐慌性崩溃，足见，信心是维系金融市场运行的无形基础，一旦非理性预期积累到使人们丧失参与金融游戏的信心，则市场崩溃和危机蔓延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进而摧毁一国辛辛苦苦取得的经济成果。

　　尊重市场规律才能稳定市场预期

　　如何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稳定市场预期与信心？从现代经济学以及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政府的成熟监管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基础性的工作则是政府应该建立健全金融体系以及配套的制度环境。政府切不可过多地运用相机决策，否则，尽管可以收到表面的调控效果，但潜在的负效应很大，还会损害政府的政策声誉，进而助长市场的投机情绪。
　　遗憾的是，中国迄今为止的宏观调控依然有较多的相机色彩。股市监管即是一例。当前股市低迷的根因之一是市场信心问题，在宏观经济没有出现根本性问题的情况下，股市不应非理性下跌，中短期来看，上证指数完全有可能保持在3500点至5000点。股市之所以近乎失控，问题仍然在于政策市。其实，政府作为守夜人，其监管政策的出发点理应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培育投资者的价值投资理念，而不是逆市场预期的调控行为。但是管理层去年突然提高印花税的行为，已经被证明为是一种无固定规则的政策选择，实际上是损害了市场预期。而决策层前一阶段做出降低印花税的决定，原本希望解决市场信心不足和股票过度供给的问题，其结果反而被市场操纵者利用。
　　现代经济学一再证明，政府政策相较市场变化是滞后的，任何政策制定都要经过决策程序，而政策形成过程往往又离不开利益集团讨价还价，交易成本很大。如若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会使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将很大精力花在琢磨政策的变动上，而非考量市场的基本面。而就中国的股市生态来说，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政策的执行，甚至可以预先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投资并获利。而对于毫无话语权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只能亦步亦趋，任由宰割。其结果必然导致投资者的预期随政策变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监管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实际上恰恰是政府政策失灵的体现。不幸的是，当下市场参与者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已经把大部分希望寄托在政府政策的变动上，而忽略市场基本要素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的政策市的发展逻辑，其结果必然导致与价值投资策略背道而驰。
　　我们冀望，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务必维护自己的声誉，尽力消除政策变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降低投机行为的几率，避免市场的异常波动，在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拿出全局性的前瞻经济对策。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稳定市场预期，展现高水准的经济驾驭能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应用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