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媒体上撰文指出，核销无力偿还贷款彰显了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我们知道，银监会是国务院领导的金融管理机关，是行政机关，不是企业法人。他的这个通知，可以说，是为配合抗震救灾而作的一个政治动员而已。而且，国内绝大部分银行又是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关键时刻还是政府的一个口袋，呆账最后仍由国家埋单。此外，银行形成的呆账，是按照《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来依法进行。按照该法，呆账的核销，目的是为了防范经营风险，提高资产质量，促进金融企业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

　　尽管不能否认，银行业为此做出了牺牲，但若要说是一种社会责任，有些不妥。可想而之，一旦国家为此买单，或者多发纸币，或者用外汇储备填补漏洞，或者拿国家财政来补贴缺口，花的都是全国人民的钱。据了解，在一些保险公司开展的业务中，除了部分人寿类保险将地震纳入保险责任，大多数财产类保险都将地震作为责任免除条款之一。我想，灾区人民的财产毫无保障，银行业也有损失，正折射出了保险市场的重大缺陷，进而，我们的整个救灾体系也值得反思。
　　在中国，一直以来，政府和军队在救灾中都担当着主导作用。在“统一领导、分组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原则指导下，中国传统的救灾模式有着很强的国家动员能力，也非常注重国家层面的总体协调，行动迅速，说一不二。银监会一声令下，各大商业银行就没有敢反对的。这是西方救灾体系难以比拟的。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信息，也使政府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相比之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灾情控制和灾后重建上，则有着我们所没有的优势。
　　除了各种民间慈善组织和政府的援助基金外，西方国家民众的投保比例普遍较高。他们的灾害救助机制，一般都是以“保险”为核心，所有灾害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几乎都由保险公司理赔，这大大减轻了政府负担，也加强了灾区的自我造血功能。
　　例如，美国政府在1938年立法就成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其重要目的就是“防洪救灾、减灾”。根据相关法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政策性保险。损失发生后，农户自保25％，公司赔偿75％，并且，通过立法明确农业保险各种计划的性质、经营形式和管理体制，实现农户自愿参加农业保险和强制性参加农业保险相结合。美国灾害救助机制还非常重视“贷款”和“非货币化”服务。一方面，对受灾民众提供低利贷款，另一方面，由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提供非常多的心理咨询、再就业服务等。
　　目前，我们还是一种政府包办型的救灾体系，政府事无巨细包揽救灾的全过程，长期担当救火队的角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放松对市场机制和非政府组织的管制，通过制度设计，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社会团体在救灾中的作用。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公共救灾虽然是一种政府行为，但救灾、抗灾同样可以有市场行为参与。因此，应该让政府、企业按各自的规律和职能运作，构造一个包含政府、灾害保险和民间组织在内的合理分工、彼此配合、与市场内在运行机理相吻合的救灾、减灾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