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消息，截至21日12时，共接受国内外捐款160.09亿元，其中到账99.85亿元，已向灾区拨付17.64亿元。这么庞大的善款该如何监督？考虑到行政成本，与以往审计中民政部等存在的问题，这样的疑问不算多余。

　　我国目前三个主要捐助渠道是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三大政府倡议的通道。这三大机构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中国慈善的监督体制也就大体建立。
　　我国不缺乏监督条款，可惜由于缺乏操作性屡屡流于形式。藉此次震灾的信息公开理念更进一步，建立我国善款监督机制，使透明行政、信息公开烛照民心、官心，功莫大焉。
　　5月2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审计署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纪委、监察部、审计署三个监管部门联合介入，显示了对于监管的重视。
　　具体操作手法包括：一是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建立救灾款物的信息披露制度，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全过程，主动公开救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二是采购物资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凡有条件的都要公开招标，择优选购，防止暗箱操作；三是强化对救灾款物的跟踪审计监督。审计机关要关口前移、提前介入，对财政和社会捐赠款物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及效果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有关省级审计机关每周要向审计署报告救灾款物审计情况，审计署每月向社会公布阶段性审计情况。救灾工作全面结束后，向社会公告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最终审计结果；加强对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情况的纪律检查，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政策有了，方法也有了，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这不是因为民政等部门的人员特别缺少公德心，而是因为外部监督没有体制化、监督没有实现低成本。
　　有关方面表示不侵占、截留救灾款物，违者严处，这充其量只是一种态度，是自我监督机制，不是有效的外部监督。此次震灾款物由五部委共同监督，但这并非常态，高成本的监督也不可能成为常态。此后的善款善物是由有关部门常效监察，还是由慈善机构自我监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笔者查询了民政部、中国红十字总会等网站，对于截至目前的捐赠者、捐赠款项有详尽的记录，但无一例外地缺乏对使用情况的统计，到目前为止用了多少善款，用到何处，如何招标购买灾区所需之物，一片空白。我们当然可以寄望于此后审计署的公告，但据一位曾参加过救灾款审计工作的审计人员说：“从以往的审计结果来看，救灾物资拨付不及时的情况较多，另有救灾款被挤占挪用，这些救灾款常常在几年后不了了之。”
　　但不得不指出，依靠慈善机构从上到下的自我监督机制，是行不通的，这需要慈善机构的人个个都是道德高善的人士。目前各慈善机构被授权提取管理费，是提取5%，还是10%，在采购时采购的是价廉物美的产品还是价高质次的产品，其中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外部监督只有实现专业化才能实现低成本化。建议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慈善机构的账目进行审核，每年一次定期公之于众；审计署定期抽查，将抽查结果公之于众；允许新闻媒体充分地、自始至终地报道救震款物的使用情况，实现社会监督；公布监督热线，便于灾民与受益者实时举报，并实行反馈机制。
　　比尔·盖茨创立的世界最大慈善组织“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有章程曰：“我们必须言行谨慎而虔诚，对于外部的建议我们应该欢迎并且倾听；我们应视受益方为尊贵的合作伙伴，对他们保持最高的尊重。”
　　只要保持这样的敬畏心理，辅之以行之有效的监督举措，监督体制的设立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