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迅速接近2万亿美元规模的巨额外汇储备，全部的外汇风险几乎都集中在了政府的外汇管理部门———外管局和中投公司。
　　为了提高外储收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允许外储资金投资一些高收益金融产品，用2000亿美元成立中投公司等等。不过，这些努力也遭遇了不少挫折。这些挫折让国内不少金融高层决策人士对投资海外的态度变得相对保守，包括曾经收购南非标准银行的工行，有投资海外意愿的建行，都对海外收购高度谨慎，怕在国内舆论环境下受到非议。
　　在这种情况下，最近能看得见的比较大胆的海外投资，仅有外管局投资国际石油巨擘微弱股份的消息，有中投公司追加300亿美元投资海外的额度，还有就是最近中、日、韩打算新建数百亿的基金以稳定区域金融市场，作为货币互换协议的延伸(5月6日《新京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有15000亿美元规模、并且还在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怎么办？笔者不得不再次强调我们曾经的分析：坚决地把外储与西方金融寡头绑定，建设金融利益共同体，几乎是唯一可以对抗美国主动贬值美元风险的长期策略。从外部环境来讲，以目前的综合国力，我们根本不可能改变美国在金融市场上长期贬值策略的实施。改变不了趋势，就必须因势利导。
　　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GIC)就是这么做的。GIC副董事长陈庆炎表示：“我们将自身对瑞银集团和花旗集团的投资视为长期性投资。当市场恢复稳定且经济状况回归正常水准时，这些投资将为我们带来很好的回报。”
　　像GIC这样与西方金融寡头们绑定的策略，不仅仅能够通过股权获取西方金融企业的全球化投资管理经验和收益，更能够“获得”的是这些西方金融企业背后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的获得，并不是简单的“使唤人”的权力，而是来自于美国法律上对于股东利益的尊重与承认。他们不是股东利益至上吗？中国做不好金融资产的经理人，还做不好股东吗？
　　从长期而言，中国应该坚定地学习GIC进行全球金融市场的抄底，而不应该因为短期得失而止步不前。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一旦西方金融机构恢复元气，我们就不可能再有这么便宜获得股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