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在埃及、菲律宾特别是海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再次给全球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2007年年中至今，全球粮价上涨大约40％。以海地为例，该国几乎所有粮食依赖进口，其中进口大米占国内大米总消费量的80％以上，而海地大多数民众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4月以来，海地连续发生因粮食问题而引起的骚乱。而在主要稻米生产国埃及，也由于物价上涨和经济恶化引发罢工和示威。4月10日，马尼拉街头民众上街抢购国家粮食署限量出售的平价大米。

　　国际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权威解释是“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他所需要的食品”。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其途径可以是来自国内的粮食生产，也可以是来自粮食进口贸易；其次要有一个适宜的粮食价格，使得对粮食具有消费需求的人也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费它。
　　在我国，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都是呈现在具体的情境和条件之中的。1998年那场粮食丰收给政府一个措手不及，为了解决连续多年的农民增产不增收，政府接连数年出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对农业经济、农业技术进步的乐观是那个阶段的普遍情绪。需要注意的背景是，彼时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稳定的经济体，决定国内粮食价格的供求力量也主要存在于国内市场。如果说2003年秋季的粮价陡涨是前面数年的农业调整政策的滞后影响的话，自2006年以来的这一轮行情则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居多。因而，自2004年以来包括耕地保护、农业税减免、种粮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平抑效果并不明显，即便这是在连续四年粮食丰收的背景之下。
　　1998年，在粮食产量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国有粮食企业的体制性腐败问题，是“粮耗子”如何利用粮食保护价政策钻空子，虚报收购和储备数量骗取巨额国家拨款的，甚至一度出现了对粮食储备制度还有没有必要存在的质疑。今天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对国有粮食企业、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必要的批判精神，却也应当从全球粮食库存急剧下降带来的全球抢粮的恐慌局面中认清一点：粮食储备制度尽管存在对效率的损耗等问题，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
　　粮食不同于其他产品，其生产和消费具有相当显明的季节性，因而不能像工业产品流通一样做到完全的效率导向的零库存周转。粮食安全说到底是一种公共产品，这部分损耗就是国家财政为此公共产品的生产所付的必要费用。通过制度设计的动态改善可以逐步降低损耗，却不能做到完全消除。我国农业仍然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之中，靠天吃饭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近年来旱涝灾情时有发生。一旦有所不济，就会造成社会经济恐慌。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必须确保一定数量的库存和必要的粮食自给率，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