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暂时容忍一定的通胀率救经济增长于水火，还是着力于遏制通胀从而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当前通胀与经济增长再次被塑造成了一对冤家对头，考验着各国财政货币当局的政策趋向与抉择。
　　就中国而言，自确立了今年基于“双防”的宏观调控思路以来，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内外不确定风险似乎比预期的要更为严重些。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建议适度采取相机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应对当前国内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部分人士建议到了考虑重新评估和衡量从紧货币政策基调的时候。
　　当前问题的关键更多地集中在通胀与经济增长是否互不相容？
　　越来越多的现实表明，为摆脱经济衰退或萧条而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货币政策，容易使经济陷入滞胀风险。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济滞胀风险首次出现以来，这种经济滞胀综合征就成为了困扰各国财政货币当局的常客。笔者认为，或许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全球经济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不容忽视。
　　其一，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全球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极大地满足了全球市场有效需求的增长，绝对意义上的短缺经济已经成为过去；通胀与经济衰退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纯粹的货币现象。这使得经济滞胀变得更容易解释，即经典的挽救经济衰退和萧条危机的财政货币双宽松政策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投资增长，自然也就会推动物价持续走高，并恶化通胀预期。
　　面对金融市场危机及其经济衰退风险，美联储等央行似乎回归到上世纪大萧条时代的政策组合上来。然而，自这些政策实施以来，美国经济的衰退风险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正在不断蔓延并恶化；与此同时，由于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的组合，美元贬值与通胀风险呈现出了相互推进的效应。经济减速将导致通胀压力趋缓的解释力越来越遭遇现实的挑战。全球性通胀压力更多地取决于货币问题而非简单的供需变化问题。
　　其二，经济金融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市场深化和复杂化与当前国别型财政货币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协调。
　　就虚拟经济而言，金融市场国际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发展所带来的金融市场深化已经超出了各国货币当局的管控范围。如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流动性黑洞的爆炸式凸现表明，全球金融市场过剩货币流动性的创造更应该怪罪于整个金融市场对信用货币无休止的泛滥创造。这不仅使得市场风险呈几何级扩展，且风险变得极具传染性和破坏力；这种市场化的信用货币创造架空了央行对基础货币供应量乃至利率政策的控制。央行新的基础货币供应量成为了市场信用创造的基数，而央行所提供的基准利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金融机构在无风险资产与风险资产间的套利成本和基础。
　　总而言之，当前不论是全球经济面临的衰退风险，还是通胀风险，其根源都应该归结为典型的货币现象，是由于过去各国财政货币当局采取较长时间的财政货币双扩展所不得不承受的代价。因此，要缓解经济衰退风险与通胀风险，收紧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是对症的。

（北京普蓝诺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