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朋友聊天，大家无不感叹当前的中国经济中外资的影响力真是太强大的。宏观经济形势的方向判断很容易为外资投行所主导，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外资投行的干扰。

    在中国，非常奇怪，本土政府咨询机构、民间智囊机构的意见很难真正得到应有重视，上达天听，反倒是大量外资投行的经济学家经常被奉为各大宏观部委政策咨询会的座上宾。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影响力很大的财经媒体上，外资投行的经济学家们在那儿高谈阔论，要求中国政府大幅提高利率，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大幅升值，长期旅美的北大教授陈平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有利益冲突国家的投行人士，有资格在一个国家的电视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加以评论。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自由”！本国的投资银行也无权利在公共媒体上干预宏观政策，别说外国的投资银行了。因为你的政策建议究竟代表中国的国民利益还是外国的商业利益？
    尽管当下中国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很复杂，但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导致的通货膨胀有着本质的差别，中国这一轮物价上涨中并不存在突出的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这说明物价上涨的问题并不是出在产品的供需上，而是发生在生产成本的推动上。但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各大外资投行的宏观报告中，无不刻意将当下之物价上涨与上世纪需求拉动的通胀划上等号，开出的药方无不是大幅升息、大幅升值的超紧缩需求管理政策，与十年前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 “拯救收编”东亚各国的一幕何其相似。
    通胀尽管表现为货币现象，但其实质是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已经无法抵御和吸收要素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实际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紧缩从来不是杀死通胀的武器。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货币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成本推动型通胀主要涉及不同行业比价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超紧缩政策（包括加息与升值，升值的本质就是通缩）致使全社会的流动性减少，但是要素成本并不一定会降下来。于是，企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要素成本还是高企，二是出现资金短缺，导致企业效益下滑，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开始下滑。当紧缩政策损伤到企业劳动生产率时，那么成本上升的压力最终只可能演化成恶性的通货膨胀，最后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而告终止。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很可能陷入“滞胀”的泥潭，即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增长减速并存的局面。这是最为糟糕的政策效果。我想那些饱读西方经典的大行经济学家们不会不知。
    它们的逻辑主线是异常清晰，当全面紧缩政策搞得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 （浙江的企业）都愁眉不展时，最近公布的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至16.5％，便成为了做空中国的绝对理由，国际大行们开始在市场上渲染无限的悲观情绪，同时买办们开始宣扬市场化的原则，干预市场的危害，对此管理层开始犹豫不前了，生怕背上了“政策市”的包袱；中国的机构们显然是被洗了脑，惊恐万分，疯狂抛售夺路而逃。估值中枢轰然崩塌，好不容易坚守了两年的中国资产的定价权就这样顷刻间拱手与人。
    我不相信，这些外资大行们就这样从此“悲观”地撤离中国，金融市场规则从来是，外资投行在大跌后大肆唱空，在大涨后大肆唱多，历史一次次见证了他们的“精明”。
    可以想见的是，在这场交锋中，唯一大赚的还是西方的投资银行，可以乘中国股市大跌时廉价收购中国的核心企业，再一次廉价买入中国的核心资产。
    令人扼腕的是，这次可是美国人自己的危机，本来是应该中国企业在中国股市繁荣的支持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趁股市高涨的时候，赶快把中国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中小民营企业大批上市，拿上市获得的钱去收购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和营销网络而非购买美国不断贬值的国债和房地产，中国完全可能在国际竞争中更上一台阶，甚至可以彻底摆脱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链低端的地位。但历史终究难以翻盘，中国在国际金融交锋中还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要学。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者，我认为有必要向有关部门发出忠告：现在及时调整政策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