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做法是一靠法律,二靠道德，两者相辅相成。从法律层面来看，法律法规健全且具有可执行性，对违法违规出手重；从道德层面看，拥有一整套针对服务于投资者的上市公司董事、投资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的道德体系，并由官方或民间的协会进行自律管理。总体来看，其在法律执行、道德建设以及处罚执行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杭萧钢构案近日一审判决，高达8000万元的罚金创下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新高，其处罚力度已经与世界接轨，投资者无不拍手叫好，我国终于在投资者保护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纵览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美国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做法是一靠法律,二靠道德，两者相辅相成。
    首先，从法律层面来看，美国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规定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法律法规健全且具有可执行性。美国法律一个重要的亮点是可执行性强，法律只有具有可执行性才能维持其严肃性和法律尊严。以证券从业人员是否可以买卖股票来说明可执行性问题。根据美国的法律，证券从业人员是可以投资股票的，但要求做出足够的披露和揭示并把客户和雇主利益放在首位。这样做除了担心禁止投资股票会促使许多精英人士拒绝加入证券行业以外，美国法律的务实也是原因之一。在我国，《证券法》虽然明确禁止证券从业人员买卖股票，但是证券从业人员炒股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基金经理的“老鼠仓”现象也屡禁不止。在美国，与“老鼠仓”对应的英文单词是front-running，front-running在美国也是属于极不道德的行为。
    二是对违法违规出手重，也就是说违法违规成本较高。美国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严厉处罚是出了名的。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曾说：他在美国巴不得买到假货，受到欺骗，吃饭吃到玻璃苍蝇，或者走到大街上被花盆砸到等等。如果遇到了这种事，无异于中了彩票。此话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美国对违法违规的处罚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真诚希望在这次杭萧钢构案中受到伤害的无辜投资者得到中彩票一样的补偿。
    三是与时俱进。比如信托责任内涵的不断进化，首先是于1830年的哈佛大学对Amory一案后确立的谨慎男人准则。后又演进到了谨慎投资专家准则。受投资组合管理理论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影响，又演进到1994年的谨慎投资人准则，也就是说判断投资行为是否谨慎的标准将基于整体投资组合的角度，而不再是单个投资品种的角度。
    其次，从道德层面看，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美国拥有一整套针对服务于投资者周围的上市公司董事、投资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的道德体系，并由官方的或民间的协会进行自律管理。违反道德的行为一旦被协会查实，后果也是相当严重。在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似乎对道德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道德体系建设滞后于法制建设。那么，道德体系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重不重要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法律和道德不可替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是每个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投资行业更是如此。投资专业人士就像病人只有信任医生才会把身体健康托付给医生一样，只有获得公众信任，投资者才会把个人财富交给投资专业人士来管理。其实对任何行业都是一样，只有公众信任，该行业的专业人士才能运用专业知识为客户服务。不道德的行为只会损害公众的信任并对行业造成伤害。相反，道德的行为则会越来越建立起公众信任并促进行业和社会繁荣。华尔街人士常说：“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声誉”“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是保护华尔街”。当投资者利益无端受损的时候，耍小聪明的肇事者最终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那么，道德到底是什么，法律又能否取代道德呢？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Potter Steward曾经说过：“法律是指你是否有权利去做（have a right to do），而道德则是指做正确的事情（right thing to do）”。如果一种行为违法违规，那么这种行为必定是不道德的。如果一种行为合法，但这种行为未必就是道德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那种自豪并大声宣布自己做的什么事都合法的人并以此感到骄傲的人是多么荒唐可笑，因为仅仅合法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人是把自己仅仅放在接近于违法违规和最低的道德标准之上，这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道德的范畴是对与错的问题，它是远比法律范畴大得多的范畴。如果试图使用法律去调整对与错的问题，那么这种法律的执行成本必然高得惊人，其最终必然是要么不可执行要么就只能采取不作为的态度。
    由此看来，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仍是重法律制订、轻法律执行和道德建设，扩大法律的调整范围至本该由道德调整的范围（比如严禁证券从业人员投资于股票），使得法律的可执行性和严肃性有待提高。此外，对证据确凿的案件处罚力度太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