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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鞭炮声已经远去，但围绕鞭炮的话题依然不绝。
北京禁放鞭炮有过十多年，禁改限也已到第三个年头。如今燃放鞭炮的时间和地点相对少了，但“质”和“量”与过去比却丝毫没有缩减。今年春节七天里，北京八个城区共清理出烟花爆竹残屑5600多吨，这样的数量在限放、禁放之前恐怕也都极为少见。许多人都注意到，在震耳欲聋的炮仗声中，老人不安、病人烦躁、飞鸟逃尽，甚至连母鸡也不会下蛋；空气中弥漫的是硝烟，人们“随手”引发的灾难四处可见——春节期间，全国共发生火灾一万多起，死亡59人，直接财产损失达2380万元。很多人在问：这就是民俗的一种代价吗？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民俗需求是一种额外的、附加性的东西，如果只考虑多数人的额外需求而让少数人的生命遭受伤害，那是非常不公正的。就像人们不能用投票方式取缔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在涉及人们的生命安全问题时，即使涉及的仅仅是少数人，民主也必须在此却步(见3月1日《新京报》)。
尽管张鸣没有意识到，投赞成票的人其实并不都是局外者，他们也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安全作赌注，但其担心和见解总起来说是有道理的，毕竟投反对票的老弱病残者只占社会的少数，自然界的生灵们也根本不可能投票。所以，我们便在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纵情于传统，享受了习俗，也在多数人不反对的情况下干了糟蹋环境、轻视同类、伤害生灵、制造不稳定因素的事情。
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作进一步的限制，比如在爆竹燃放的时间和地点上，或在“爆炸”烈度和“杀伤”范围上做一定的限制。但这样的限制恐怕还不是根本之策。2000多年前，人们以竹节投火得响声而驱邪避害，并谓之为“爆竹”。唐代后开始在竹节里放上火药，到了宋代又以纸筒代替竹节，并用麻茎串成“编炮”(即鞭炮)。我们目前仍在放的鞭炮，基本上就是宋代传下来的，已沿袭了1000多年。今天也有人试图改进，比如用无形的声、光、电替代有形的鞭炮，或者把鞭炮改成只有纸筒而没有黄泥的“环保炮”。按说，这很有可能成为一种万全之策，但是，很少有人响应，市场也似乎不太买账。
这说明，在爆竹这种东西的创新上，我们遇到了一种阻力，一种由内生性的传统力量所带来的顽强阻力。其实，当今的新材料和新技术，应该完全能够让我们研制出一种更环保、更安全、也可能更赏心悦目的新型“爆竹”，像那种类似于“空炮弹”既能回收又没有太大杀伤力、既有声音又有美丽火焰的新型鞭炮，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方向。只是，我们仍然过多地沉迷于既有的东西，仍然摆不脱上千年传统习惯的束缚，消费者如此，管理者恐怕也如此。
当然，自古以来没有哪一种创新不会遇到阻力。所以对待创新我们首先应该具有科学的精神。或许有人认为，一年才放一次爆竹，与创新精神挂不上钩，其实正是从许多类似的所谓小事情上，折射出我们社会创新精神的普遍缺乏。反过来说，如果连一个小小的爆竹改造我们都无能为力，还想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上走得更远些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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