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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表决结果，个税免征额从今年3月1日起调整到2000元。据说此举将使工薪阶层普遍受益，预计在2008年，工薪阶层有70%左右的人不需要负担个人所得税。
关注民生体恤民情，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政策的一个显著趋势，个税免征额的调高就是这个趋势的体现。但舆论的反应却很谨慎，似乎调整幅度较之期望值尚有较大距离。因此就有人算出，调高后落实到个人头上的受惠额度不过每月区区数十元；更有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个税免征额应调高到3000元才具前瞻性。
在物价节节攀升的情况下，调高个税免征额无疑是明智之举。但为什么调高之后，不仅喝彩乏人反倒争议四起呢？这里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调整幅度的大与小，不在受惠额度的多与少，关键的问题惟在于关键环节的缺失，即纳税人声音的缺失、纳税人同意程序的缺失。只要是经过了纳税人的充分讨论，经过了纳税人的普遍同意，个税免征额即便调低，工薪阶层即便税负增加，相信也不会有多少说三道四。只要没有经过纳税人的充分讨论，没有经过纳税人同意的程序，纵然个税额再调高几百几千元，相信仍难让人心服口服，其正当性仍不免大打折扣。
但是，此次个税免征额调整难道不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吗？怎么能说没经过纳税人同意的程序呢？
即便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表决，个税免征额的确定，仍与绝大多数纳税人的自愿决定没有多少关系，而导致纳税人同意程序在事实上的缺失，这正是最大的问题之所在，反映了作为代议机关的全国人大与普遍民意的脱节。解决这种脱节的渠道原本所在多有，比如，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召集各界、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的大规模听证会；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委托中立而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就个税免征额调整方案进行严格的学术调研和学术论证；比如，全国人大常委可以经由自己的办公室和公共媒体，与纳税人直接对话，全面听取他们的意见，等等。个税免征额涉及家家户户，直接影响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品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民生事件，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时间毋宁更长一些，论证毋宁更冗繁一些，成本毋宁更高一些。必须先要有通向民意的千军万马，通向人心的千军万马，才可能求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只有建立在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公共决策才可能真正合理。而作出这样真正合理的公共决策，正是立法者的天职，即全国人大的天职。
如果说全国人大是树，那么这棵树显然需要成千上万条根须，才能得到土地的拥立，从土地中吸取营养，向天空吐故纳新。但此次个税额调整，所有可以解决与普遍民意脱节的渠道，都没有运作起来，负有代议重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似乎不是以代议者的身份，而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讨论，作出决定，公众看不到他们背后的民意。可见全国人大这棵树所必需的成千上万条根须，尚待发育。只有成千上万条根须都长了出来，深深扎进民意，充分提取公众意志、公众智慧，融入到社会治理的具体进程之中，全国人大这棵树才可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决策与纳税人同意程序脱节的弊端才可能真正根除。
所以，此次个税免征额调整，我们最该关注的，不是起征点应该2000元还是3000元这个数目字问题，而是个税免征额调整的程序问题，实质上是纳税人对个税征收的表达权问题。跨入了现代文明社会，不会有人反对，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已经不是家庭财政、王室财政，而只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而这里所谓的公共，首先就体现为税收话语的公共性，如果纳税人对个税问题都没有充分的表达权，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那么在公共财政所有其他环节，乃至所有其他公共事务上，纳税人的权利又如何可能得到保障？
中国正在进入公众时代，公众意见正在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这是我们时代跟传统时代最根本的区别，也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希望所在。个税体制是将公民与国家联系起来、将公民与公共生活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通道。所以，改革个税体制，强化作为代议机关的人大在个税体制上的作用，强化纳税人同意的原则和程序，就不止是建立公共财政的起点，而是成了整个公共治理的起点，整个公众时代的起点。
至于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法定税率范围内，自行决定个税免征额的建议，显然与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法定职能相悖，应属荒诞，在此已无须赘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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