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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1 傅勇(经济学博士) 来源: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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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误区是被动接受国际压力，丧失汇率主权。这显然不能接受；另一误区是从逆反心理出发，把抵制国际压力，维持汇率稳定本身作为目标。这也大可不必。
在当前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有两个误区需要避免。一个误区是被动接受国际压力，丧失汇率主权。这显然不能接受；另一误区是从逆反心理出发，把抵制国际压力，维持汇率稳定本身作为目标。这也大可不必。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应服务于经济发展需要，时移事异，随升值环境变迁，汇率策略也应相应改变。
随着中欧双方在人民币汇率上共识的达成，人民币将维持渐进式小幅升值。然而，在国际压力下，人民币升值会否重蹈日元覆辙？长期以来，对人民币升值持谨慎立场的学者认为日元迫于压力而升值的“广场协议”是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泡沫化的始作俑者，并导致了延续至今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
然而，这可能是对日本经验的误读。
笔者最近研究国际主要货币的升值经验发现，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尤其是美元疲软周期，本币进入升值通道是常态；并且，与本币升值相伴随的是，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平稳。货币升值在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演绎出传说中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国际收支恶化。二战后德国马克的升值以及近期欧元、加元和卢布的升值，都成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物价运行的平稳。其实，纵观国际货币史，更具说服力的结论或许是，本币升值未必都具有破坏性。
现在看来，日元的失误不在于升值本身，而在于未能及时升值，并且在不得不升值时，又施以宽松货币政策的“消极升值”策略，回避国内经济结构的必要调整。
相比德国马克，日元升值启动较晚、反复较大，错过了升值机遇期。经历过“广场协议”的日本前央行副行长绪方四十郎对上世纪70年代的日元汇率政策作出如下评价：我们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调整，但调整的严重滞后，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最终做出了被动型调整，且一遍又一遍重估货币。
对照30年前的日本，我们依稀可辨中国当前的身影。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持续顺差当然要比逆差局面要好得多，因为顺差代表着对外国的债权，当债主有什么不好呢？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减少顺差的积极性远没有削减逆差来得高。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无论是高顺差还是高逆差都意味着外部失衡，并且，这种失衡通常不能持续。
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是与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相伴随的，而为了维护汇率的基本稳定，货币政策很难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从某种程度上说，推迟升值可能不是在吸取日元教训，更可能是在重蹈其覆辙。
就可行性而言，以适度偏紧的货币环境缓冲升值预期对资产部门的冲击，将会帮助我们接近马克升值的路径。此外，我国较为有效的资本账户管制也使得国际资本投机人民币升值的风险能够得到控制。而这两点是当时的日本所未能做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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