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通货膨胀是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资产拥有者在此过程中由于熟知理财手段，因而稳操胜券，而缺乏投资能力、技巧和渠道的普通劳工阶层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这种局面事实上已呈现，在这一轮结构性通货膨胀中，一方面是少数富豪的财富在急剧增加：11月1日发布的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400位上榜富豪财富总和达280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1640亿美元。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10月30日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已从2001年的12.4万上升到2006年底的31万，跃居全球第五，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但另一方面，普通劳工阶层在楼价、食品价格迅速上涨以及医疗、教育负担持续增加的压力下，相对贫穷的人生存更加不易。
如果将抑制资产泡沫寄托于加息等货币政策，或许得到的将是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利率提高、国外资本进入、外汇占款增加、央行被迫发行更多货币、银行流动性泛滥、银行贷款压力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再度膨胀，实际利率反而降低，这种结果已经被无数次证明。
正是在此背景下，人们对于改进财政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包括货币经济领域资深的英国经济学家、渣打银行中国经济研究部主管王志浩（StephenGreen）也开始转向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公平公正的税收和能够确保公民基本医疗、教育和住房、养老保障的公共财政体系业已成为维系中国未来经济命脉和社会稳定之基础。
过去几年来，中国的财政政策有所动作，如免去农业税、个税改革、降低利息税、下调和取消出口退税，以及目前正在酝酿中的物业税、资源税等。同时对一些低收入居民进行临时补贴，国务院最近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广东准备研究工资立法，建立企业正常的工资增长制度，等等。
但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企业同样面临着各种成本上升的困境，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最终不仅对劳工阶层无益，对整个社会也无益。
此时，若要兼顾企业和普通劳工阶层的利益，两全其美的办法只有一个：减税。我国国民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远低于一些市场经济较为成熟国家60％左右的水平；而税负则历年处于全球高位，社会保障体系却是全球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如果负利率政策、劳动力价格扭曲、垄断、环境破坏等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税收的话，实际税负还远不止于此。更可怕的是，这类特殊税收根本无须经过国家财政，就被转移支付给特定人群了。这就是中国的富人财富剧增，相对贫穷的人也在剧增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紧缩的中国突然出现流动性泛滥、中国资产价格持续暴涨的缘由。
在此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在通货膨胀期与国民同甘苦共患难。如果相关政策安排得当，它将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起飞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反之，则有可能后患无穷。在这方面，建立健全国民社会保障体系自不待言，国家也在逐步实施和研究过程中，只不过进度应该加快，不能总是赶不上通胀的脚步。
而减税方面，指的是税收的“加减法”而非单纯减税。个人所得税应该大刀阔斧地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2005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7.3%，却把几乎所有工薪阶层纳入了个税调节范围，真正的富人阶层却有不少逍遥于税外。
在企业税方面，中国过度依赖生产和流通等创造价值领域的课税，而忽视资产增值的课税。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税率被严重低估，创造价值领域的税费却很高，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民创造的热情，而且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的迅速资本化过程中，巨额财富没有落到政府和国家手中，亦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国民福利，而是被动支持了大规模财富转移，造成了资源垄断企业和房地产商一夜暴富。
因此，政府应该大规模地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减税，而在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加税，既实现资源的合理、公平配置，也鼓励公民创富，同时为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基础。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