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报告显示，在经济整体保持稳定运行的同时，已连续5个月处于偏热状态的“工业生产指数”再次升温，在6月份亮起了红灯，处于过热区域。（见本报昨日B03版）

　　随着一系列渲染经济过热的数据的次第出炉，紧缩氛围正逐渐笼罩神州大地，新一轮宏观调控周期似乎随时都可能来临。在这一切尚未真正发生之前，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经济主体都渴望统一对当前宏观问题的认识。
　　最近，打量宏观经济的视角似乎正在向收入分配转变。7月16日召开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指出，造成当前经济运行中“三过”（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问题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从而在政策层面上首次清晰地将收入分配问题与宏观调控联系起来。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年会上，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更明确地提出，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转变。在此之前，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主流观点和政策是所谓“两高一低”，即在构成有效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高、消费低。宏观调控应当严把信贷和土地闸口，并通过弱化政府在教育、卫生、住房和社会保障领域的作用而刺激内需。
　　然而，膨胀的宏观总量很难围堵，通过出口释放产能的结果是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并导致流动性过剩的局面难以收拾；政府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缺位引致了社会顽强的储蓄欲望，消费积极性受到打压。
　　消费不足（注意不是内需不足，因为内需包括投资）的原因不仅在于老百姓不敢花钱，还在于实际上老百姓所支配的财富比重也在逐年缩小。不少人一说到储蓄，就想到老百姓在银行里的存款。实际上，居民储蓄只是整个储蓄盘子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有研究显示，近年来，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是下降的，而企业储蓄尤其是政府储蓄增长迅速，资金越来越在政府和企业而不是家庭部门积累。
　　容易理解，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失衡正是家庭消费积弱不振，政府企业投资难以遏制的根源。因而从收入分配的视角打量宏观经济问题可谓切中要害。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与当下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福利改革的大气候相得益彰，老百姓有望从中得到更多实惠。
　　经济学中有句趣语：一个经济学家总能找到另一个实力相当但观点完全相反的经济学家。在收入分配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在标准的教科书中，收入分配政策也可能成为更顽固的通货膨胀的源头。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这类福利主义国家的做法是一个危险的倾向。
　　然而，这些学究式的担忧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中国的特殊国情和转轨特征使得诸多经典理论在中国水土不服。比如，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劳动力成本在改革开放以来近乎静止不动。而强大的专业化力量让中国商品成为世界价格的定海神针的同时，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国内的物价安上保险栓。在中国现有阶段下，收入分配政策引发的通胀压力并不会向教科书中的那么显著。
　　总之，通过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来解决宏观问题的主张富有洞见，并有助于扭转老百姓承担宏观调控成本的惯常结局。
　　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最关键的是要解决政府在公共领域的长期缺位和在经济领域的长期越位，就必须依赖一个针对地方政府的更好的治理架构，并且中央政府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从根本上摆脱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倾向。
　　从这个角度看，国家近年来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最低工资等公共政策方面的努力正当其时。我们有理由期望，这些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举措在缓解收入差距恶化态势的同时，也能够把通货膨胀这只老虎关在笼子里。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更大耐心和智慧的过程。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