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出发，经过漫长的飞行，终于回到了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家里。回家让我非常激动，一进家门，我的丈夫克里斯和两个儿子卡梅伦、科尔顿同时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欢迎我回来。之前的三个月里，我经历了如暴风骤雨般的会议，仿佛再也倒不过时差了。自从加入联想，我一直都在紧张快速地学习，这个过程劳神费力、难以应付，但也令人振奋，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2005年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后，联想一直致力于成为一家全球企业。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没见过哪家公司的管理层像联想这么多元化，这也是激发我加入联想的一个重要原因。联想在努力践行“说到做到”的企业文化，致力于成为一家真正的全球企业。

　　联想是第一家设立“首席多元化官”职务的中国企业，而且还聘用了我这样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作为首任“首席多元化官”，我必须要做好这项工作。我要想办法让公司所有人都能向着共同目标努力，同时尊重个体的差异。在打造出兼容包容的企业文化之前，我们面临语言障碍、东西方迥异的商业风格等重重挑战，极具挑战的情势令人望而却步。但我相信，只要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就会创造巨大的价值，我对做好这个工作充满信心。

　　当得知中国同事对我满腹牢骚之后，我开始态度诚恳地去解决问题。我马上致电当时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克里斯朵·阿林顿（CrystalArrington），想从她那里了解一些具体情况。

　　克里斯朵告诉我：“康友兰，同事们说你的沟通方式有些强硬，说话太直接，而且还是用命令的口气，中国同事觉得和你在一起共事很困难。”

　　这让我感到诧异。我刚从北京回到美国家中，而且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气氛还不错，会议上我和同事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没有人提出任何抱怨，看上去效果很好。从我坐上回美国的飞机到我接到这个消息，时间只不过流逝了24小时而已，这24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里出了问题？

　　我目瞪口呆。虽然我和同事们还处在互相了解的阶段，但是我一直对自己的文化敏感度很有信心。说实话，以前从来没有同事对我进行过负面的评价。之前在戴尔工作的时候，我曾因在领导全球多元团队方面取得的成绩而获得过许多奖励和荣誉；我曾经是戴尔在产品研发领域聘用的第一位黑人女性软件工程师，而我能够一路晋升至公司的管理层，也主要是因为我能够顺畅地与各类人士合作并达成目标的能力。

　　我在得克萨斯州的亚瑟港长大，父母一直告诉我，要放眼外面的世界。我的父亲是一艘商船的总管，他一生都在世界各地航行，每次远航后回到家里，都会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上学时，我被送到了一所综合学校，思想开放的我很快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们成为朋友。但这给我带来了麻烦，有时候和我的黑人朋友一起聚会时，他们嫌我太“正儿八经”（因为我已经不怎么使用他们惯用的俗语了）。由于我对一些不是我们肤色的人的活动很感兴趣，所以他们也对我意见很大。对此我的反应是：依旧坚持自己的道路，因为我知道，外面还有更大、更广阔的世界等着我。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就对多元化的问题产生了强烈的热情，这种热情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懂得在大学里被视为“局外人”的感受，于是我一直希望创造一种氛围，让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都能有一席之地。在联想，我们要让各种独特的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坚实的彩锦”。并购能否成功，以及联想作为全球企业的未来，都有赖于这一点。

　　公司聘用我，是为了让我解决问题，但中国同事们却视我为问题的一部分。我原本在对公司领导和员工进行一对一的访谈，试图理解大家对于合作的看法，并深入了解文化冲突的问题根源。结果不知何故，我的做法却惹怒了大家。

　　往前回溯，联想从2005年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开始，就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从之前那家完全中式的企业，在两年内转变为一个员工遍布50多个国家、拥有多元文化的企业。在走上国际舞台后，联想的高层做出明智的判断：公司需要引进有跨国企业工作经验的人才。由于联想要进军海外新市场，最终将成为高科技产业的国际领导者，因此需要深谙海外运营之道的人。

　　但是公司里的三种文化却无法实现有效的融合。我们称这三种文化为“三条河流”，分别指代联想文化、IBM文化和戴尔文化，公司大部分员工曾经效力于这三家企业。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将三条河流汇聚到一起，融合成为一条宽广强大的河流。当时，除了“内忧”，我们还要处理“外患”，公司正饱受来自外界的批评。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都是对我开展多元化工作的挑战。

　　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时，唱反调的人就预测这场交易将以失败告终。也有很多人感到愤恨、恐慌，因为一家中国企业收购了美国的标志性品牌。公众有所不知，联想早就在计划这场并购了。

　　通常情况下，在海外并购中，被收购方会被动接受收购方所在地的文化。但是这并不总是个好方法，充其量只能算是最简单的方法。多年以来，韩国企业和日本企业都是按照本国的习惯经营业务，即使在北美地区也不例外。这也是大多数全球企业运作的方式，即总部所在地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与那些企业不同，联想选择尝试一条更有风险的道路。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时，杨元庆是公司的董事长，他坚持进行全面整合。从短期来看，他在给自己出难题，但与此同时，他始终在坚持学习东西方的业务模式，就是希望借助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优势，创造一个世界级的全球企业。领导层一心希望能够重塑联想的文化基因，使员工在公司内部能够进行没有文化障碍的交流，创造出全新的思维模式。

　　这个决定着实了不起，对我而言，这是一次机遇，我终于可以挑战未知，踏上全新的旅程。这是我们成为变革推动者的好机会，我们要向世界证明：开放、包容、妥协、理解的文化可以创造巨大的价值。那时候，多元化领域的大多数领导者还只是停留在关注多元化的合规性层面：遵守政府关于员工结构的规定，保证女性和弱势群体可以在工作中接受培训，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等。

　　但在联想，我们重新定义了多元化，将它打造为更加全球化、更为有效的商业战略。在多元化方面，我们已经超出了员工数据统计和关注法律法规的层面，希望公司最高层的执行委员能够切实起到领导带头作用，进一步整合所有员工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观点，创造出兼容并蓄的企业文化，并能够持久地驱动业务发展。这在多元化领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深入探索。

　　当然，这一想法在当时还太过新潮。有一阵子，不论是在美洲、欧洲还是亚洲，员工的精神都很脆弱，我还要分身处理这些问题。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白人、西方人成为少数人群。但尽管具有人数优势，中国同事还是会感觉受到了西方同事的压制，因为开会时主要使用英语。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觉得不自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做事方式，大家都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我也不例外。

　　在各种访谈、小组工作和会议之外，我还从来没有以非常私人的方式跟任何一个中国同事聊聊工作中的问题。就在这时，乔健站了出来。在以往的会议上，她很少这样挺身而出。事实上，第一次在北京召开执委会会议时，麦肯锡的顾问们分享了文化审计的结果，该文化审计的目的是在并购后新的工作文化背景下，寻找提升优势、创造机遇的办法。那次会议上，乔健基本没怎么说话，但曾有人告诉过我，乔健是个很和善的人。通过和她的几次谈话，我发现，她的确如别人所言，非常友善，她的笑容流露着温暖和真挚。

　　我给乔健打了电话，邀她共进晚餐，她很干脆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都住在香港湾仔区的君悦酒店，地理位置极佳，对面正是全球最繁忙的港湾之一。在酒店阁楼层华丽的大厅里，有一家餐厅，透过教堂墙壁式的玻璃，可以看到周围的天际线和山上的景色。我们找了一张安静的双人桌坐下。

　　自从我加入联想，乔健就没怎么在北京办公，因为她被派往新加坡，负责亚太区的人力资源，支持亚太区的总裁和总经理。她深受中国同事的喜爱和信任，因为和我的部门相隔较远，所以在中国同事对我有所不满的问题上，她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和客观。乔健举止谦和，很难看出来她是在公司里位高权重的管理人员，她对联想文化理解透彻，甚至了解公司最早期的文化。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在那时向她寻求意见，真是很幸运，那是再合适不过的时机了。

　　“康友兰，首先我认为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乔健开始说道，“你很和蔼，而且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从大家反馈给我的情况来看，他们并没有感受到你的好意。事实上，中国同事觉得你太过强势。他们说，当你向他们提问的时候，你让他们觉得很压抑，就好像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一样，你根本不听他们的回答。”

　　坦率地说，乔健的话让我有点受伤，因为她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我回想之前与中国同事的对话，第一次意识到，每次都是我说得最多。我对这份工作太过热情，所以才会在创建全球多元化新模式的问题上有如此多的新想法，而且我一直都急于和新同事们分享我的观点，却在无意之间变成了一个“厉害角色”。

　　乔健给我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这些对我非常有帮助；如果能早一点听到这些意见，或许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人都应该把这些意见记下来，装在钱包里随身携带，随时参阅。这些非常务实中肯的建议，能够帮助西方人在复杂丰富的东方文化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在后续章节中我会分享这些内容。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明白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中国人所说的“关系”，是在东方世界经营业务必不可少的要素，但要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其实我以前就听说过“关系”在中国文化里的重要性，在之前的公司工作时，我也曾到中国出差过一次。但现在，我才第一次有深刻的体会。我的工作成败极大地取决于深层的文化理解。你首先要露面，要去同事们所在的地方与他们见面，坐到他们面前，坦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

　　我也给乔健讲述了我自己的经历。我告诉她，作为一个美国黑人女性，我只有努力拼搏，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我才能有一席之地。我并不是在给自己的种种行为找借口，只是希望她也能了解到我内心真实的想法，理解我的意图。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我恍然大悟，我的果敢自信曾经在美国帮助我取得成功，但在中国却适得其反，主要原因是它不符合中国的大环境。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会把我当成一个黑人来看待，也不会特别关注到我只是一个女人；在他们眼中，我首先是一个美国人，一个“老外”。在中国，没多少人会联想到我的祖先曾被奴役和压迫，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段过去。当我给乔健讲述这些故事时，她听得入迷，很想让我再多说点。

　　我们一连聊了几个小时，一直聊到深夜。夜幕下，香港大名鼎鼎的港湾，正如装饰满霓虹灯的圣诞树，一闪一闪地放着光亮，炫目璀璨。看着窗外的游艇、渡船和货轮在繁忙的水路上穿梭往来，我由衷地觉得，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而言，这里真是绝佳的谈话场所。这个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化大都市，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长期被称为“通往中国内地的门户”，这也正是对我那时生活和事业的写照。

　　我和乔健共同站在一场重大变革的入口处。这场变革不仅会改变联想，也会改变我们以及我们的家人。我们之间萌发的友谊，正是“东方遇到西方”的缩影。作为一个绝佳的开场，那晚的对话揭开了我们的“冒险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