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Bob Dylan）看上去情绪很糟。这是 1965 年的 5 月，他斜躺在伦敦豪华酒店萨伏依（Savoy）的椅子里，身上盖着被子。他把太阳镜拉得很低，眼睛望向远处。由于迪伦的表情看起来好像很不高兴，镜头开始转向房间的其他地方，闯入镜头的是衣衫不整的民谣歌手， 还有鲍勃·迪伦的铁杆粉丝们。这是鲍勃·迪伦欧洲巡演的最后一周。

　　在过去的 4 个月里，迪伦一直在努力应付紧张的演出计划。他乘公共汽车遍游了美国的东北部，不管是小村庄还是大城市的剧场里都留下了他演出的身影。仅在新泽西州，他就演出了5场。紧接着，他又直奔西海岸进行演出和宣传，这样繁忙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周。他与各路媒体见面，回答各种各样无聊的问题：“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您最新的唱片封 面上印着一只猫？”有时，迪伦会对着记者发一通脾气，他说：“关于我的这些创作，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就是把它们写了出来，仅此而已。”当迪伦脾气好的时候，他会多说一些，告诉记者他爱好收集活动扳手，出生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受混沌、西瓜和钟表的启发进行歌曲创作（最后这句话才能让他脸上露出点笑容）。

　　最后的演出在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进行，演出票预售一空。就是在这里，迪伦对他的经纪人说，他要退出音乐圈。他不再唱歌也不再写歌，将要去纽约伍德斯托克的一间小木屋隐居。尽管迪伦已成为流行乐坛的偶像——他那个时代的预言诗人，但他准备放弃这一切，名誉、地位他都不要。

　　迪伦不是在开玩笑。他信守承诺，从英国巡演归来之后，就骑上他的凯旋摩托车，从纽约出走。他不再理会乡村美景，直奔位置偏远的一处空房子。该写的歌已经写完了，他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迪伦甚至连他的吉他都没带。

　　每一次创新之旅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我们会因无法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而痛苦，且内心充满了挫败感。而这正是创造过程的起点——我们已经尽力了，但却失败连连，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当我们讲述关于创造力的故事时，总会忽略创造过程中的这一阶段。我们不想再提起那些几乎想放弃的日子，那时，我们总觉得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是无解的。由于传奇故事不适合把这些失败的经历写进去，所以， 我们就把这些细节砍掉，然后直接跳到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环节。我们习惯于把最令人开心的结局先说出来。

　　但这样讲故事是有危险的，因为挫败感是创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我们找到答案之前，甚至在弄清问题的所在之前，一定会经历因无法解决问题而感到失望的阶段。因此，当觉得自己无法按照预想进行创造时，我们会放弃，会逃离到伍德斯托克。

　　但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们不再寻找答案时，答案却悄然而至。想象就是如此顽皮。当答案真的到来时，它并不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显现，而是完整地出现在你面前。突然间，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 变得如此显而易见，我们为没能更早地找到这个答案而扼腕不已。

　　这就是所谓的“洞见现身”——人们已经对浴缸里的阿基米德和苹果树下的牛顿的故事耳熟能详。柯勒律治、爱因斯坦、毕加索和莫扎特都曾描述过这一心智过程。当人们获得创造性突破时，他们倾向于把这一时刻想象成耀眼的光芒，就像大脑中突然亮起的一盏灯泡。

　　这些关于灵感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科学家将它们定义为“洞见体验”（insight experience）。第一阶段是陷入绝境：在取得突破之前，肯定存在障碍。鲍勃·迪伦在彻底完成自我改造之前，即为了写出他创作生涯中最好的歌，他需要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可是，如果他运气好的话，这种绝望最终会引导他产生新的洞见。这是洞见时刻的另一个基本特征：一种与新思想相伴的确定性感觉。当阿基米德头脑中的洞见显现，即意识到可以用从物体中排出的水来测量物体的体积时，他立刻跳出浴缸，跑着去告诉国王他的解决办法。他一丝不挂、浑身湿漉漉地赶到宫殿。

　　乍一看，洞见时刻就好像是不可理解的密码。我们时而干得起劲，时而垂头丧气，对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仿佛只是大脑皮质正在跟我们分享它的其中一个秘密。

　　当然，问题是这些洞见是如何出现的呢？是什么让一个人将心智中的障碍化解为一个突破？为什么在最不抱希望的时候答案却悄然而至？这正是鲍勃·迪伦的神秘之处，而理解这种神秘的唯一方法就是深入大脑内部， 撬开想象的“黑盒子”。

　　左脑见“树木”，右脑见“森林”

　　马克·比曼（Mark Beeman）有些困惑。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年轻科学家正在对一名右脑受损的患者进行研究。比曼说：“医生往往会跟这些人说，‘噢，你太幸运了。’ 然后他们会说右脑为什么不重要：它只会在语言方面对你有影响。”3 这些安慰的话告诉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右脑是可有可无的。脑神经科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在 1981 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总结说，在他刚开始进行大脑研究时，关于右脑的主流观点是：右脑的损伤仅会导致不会说话、不会书写、阅读困难、耳聋和运动障碍，总的来说就是缺乏更高级的认知功能。换句话说，右脑只是大脑中一个没什么价值的组织。

　　但比曼发现，很多右脑受到损伤的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认知问题，尽管他们的左脑完全正常。他决定做一份这类患者的障碍清单，清单很长。比曼说：“有些患者无法理解笑话、讽刺或者隐喻。另外一些人则看不懂地图 或者弄不明白绘画作品的含义。这些虽算不上多严重的问题，但仍会让患者感到担忧，因为这些问题本是不应该出现的。医生曾经跟他们说过不要 担心，因为右脑没那么重要。”

　　这些病人身上出现的障碍性问题促使比曼重新思考右脑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刚开始时，他弄不明白所有这些障碍有何共同之处。幽默跟导航有什么关系？讽刺跟视觉艺术之间又会有怎样的联系？因右脑损伤而导致的智力问题，种类繁多得令人无法理解。比曼说：“我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我无法连点成线。”

　　正当比曼打算放弃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也许，右脑的作用就是做他此时想要做的事情：在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之间找到弱连接关系。比曼 意识到，他的那些患者所经历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关于如何“弄清 总体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但要弄清楚构成整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还要 弄清楚这些组成部分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比曼说：“世界太复杂了，大脑在处理问题时必须同时采用两种方式：它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 而右脑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看见‘森林’。”

　　就拿右脑损伤而导致的语言障碍来说吧。比曼猜测，当左脑处理“本义” （denotation，即字面意思）的同时，右脑则负责处理“转义”（connotation），

　　或者说词典上查不到的其他含义。当你读一首诗，或者因为一个笑话而开怀大笑时，那么，你主要就是在依靠右脑建立语言关联关系。隐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从大脑的视角来看，隐喻就是不同或者不相关的两种思想 （至少表面上如此）之间架起的的一座桥梁。当罗密欧宣称“朱丽叶是太阳”时，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在说他所爱的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巨大星球。我们明白，罗密欧正在使用隐喻，意思是说朱丽叶对他的意义就如同天上的太阳。

　　她当然不是星球，但她照亮了他的世界，就如同太阳照亮了地球一样。

　　大脑是如何理解“朱丽叶是太阳”的呢？左脑关注这些词汇的字面意思，但并无助益。总的来说，列出一堆描述两个实体的形容词并不能理解隐喻（在“太阳”和“朱丽叶”的例子中，所涉及的形容词并不多）。只有依靠它们重叠的关联关系（overlapping association）探测到它们共有的特征时，我们才能理解两个名词之间的连接关系。这种理解最有可能发生在右脑，因为右脑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能通过“拉远镜头”（zoom out）来看待句子，并能从更远的视角对句子进行分析。

　　右脑这种“看见森林”的能力并不只适用于语言。有人在20世纪40年代曾进行过一项研究，让各种脑损伤患者模仿他人画房子。有意思的是， 这些患者画出的房子差别很大，而且跟一个人是左脑损伤还是右脑损伤有直接关系。那些因为右脑损伤而依靠左脑的患者所画的房子极不现实：正门浮在空中，房顶朝下。尽管这些患者所画的房子的总体模样很离谱，但他们对烟囱上砖的形状和窗帘的皱褶等细节却下足了功夫。（当他们画人物肖像时，这类患者可能只会画一只手或者两只眼睛，再无其他内容。）相比之下，不得不依靠右脑的患者倾向于关注建筑物的总体形状。他们的画缺少细节，但不会把基本结构搞错。他们更关注于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