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来看，政府与其说是管理者，毋宁说是“被管理者”：它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时刻被市场状况与社会舆论检验、评说、矫正；它的历史经验、当下态度和未来面貌不断被民众汲取、评估、揣测。外在的压力来自那些对政策出于善意或恶意的挑剔，内在的冲突则来自决策时患得患失无法周全的情绪。因而，对于政府，或者说，对于所谓“管理者”的未来而言，究竟是否存在一种全效全能的方法可以依靠呢？卡斯?桑斯坦凭借其担任首届美国政府白宫信息与检察事务办公室主管的实操经验和多年来对公民社会的观察研究给出了一个政府未来监管的可能发展方向：简化。

    随之，关于“简化”的几个基本问题便摆在眼前：如何定义桑斯坦基于美国政府经验的“简化”？它是否具有对其他国家政府同样有益的启示？如何操作“简化”？如果“简化”切实可行，那么在它的助力下，政府将去往何处，这个社会机制在未来会消失吗？而取消政府是“简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吗？桑斯坦的基调是乐观的，而他也明确指出自己要讨论的是对于政府主体“化繁为简”的操作原因和方式，而不是这个社会机制是否有存在价值的问题。基本上，他是一个颇有节制的改革者，相信政府及其政策是一股可推动国家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因而，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也与桑斯坦一贯推崇的“助推”理念相契合，即从社会的各个角落发现人可以发挥创造力的地方，用臻于细节的小行动撬动复杂机制的转变。

    而想要真正实现转变，让政府或者其他社会机制更有效地服务于全民福祉，桑斯坦对政府的建议包含了三个要点：对于“简化”，首先要内化“化繁为简”的理念；其次在具体制定措施前须“坚持全面分析政策的收益和成本”；第三则是在保存选择架构的前提下，让“放松监管”成为工作重点。

    “化繁为简”的目的一方面是让政府制定出的政策少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辞，多一些实事求是的效力；另一方面则是让政府在执政过程中能更合理地应用权力、分配权力。在具体操作上，可鼓励部门间合作，管理者对来自各方的声音仔细聆听并分析。桑斯坦基于美国实践的“简化”中强调的“放松监管”是十分具有美国特色的，即要实现有所保留的监管，因为“没有监管，也不会有自由市场和财产私有制度”。由于“简化”理念特别看重“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最大化净收益”，在奥巴马第一届任期的前三年（桑斯坦担任白宫信息与检察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期间），数据显示，美国政府颁布规定的净收益是布什政府同期的25倍多，是克林顿政府同期的6倍多。在实践中，美国按揭贷款和助学贷款的申请程序和表格被设计得更适应申请人的需求，一些“默认”条款“助推”人们做出了未来对自身更有益的选择；为人们饮食结构提供建议的图示以更有针对性、指示更明确的形式呈现出来；快餐连锁店新更换的热量标识和公立学校的营养餐都有了比先前更好的引导方式。这些行动对政府和人民双方而言都会更省钱、省时、省人工，以达到净收益最大化。

    当然，无论理想中的政策状态有多么完美，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都会遇到各个环节上的考虑不周，甚至严重缺陷。“简化”也面临着诸如政府“过度”替人民考虑，利用默认选择结构“诱哄”人民牺牲自身利益以成就所谓的“全民福祉”，针对不同地区的状况不能实现完全的对症下药，甚至有挂一漏万的可能等问题。这些问题自然也只能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慢慢修改完善。

    另外，在将“简化”理念推及美国以外的社会实践时，也需经历某种本土化的过程。也许并非巧合，2015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提出了“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的说法。“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加省略号）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2015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这里的一“减”一“乘”其实正是暗合了“简化”而后让收益“最大化”的理念。固然，中国的政府架构与政府考量的社会问题与美国是不尽相同的，因而具体举措上必然有分异，简化什么，简化如何推行都需要量体裁衣，但是“简化”的思路对中国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尤其是在目前人们信息交流正日益超负荷的状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