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建嵘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和法国地处东西方两端，历史文化背景迥异，却有不少共性。最突出的一点，都是农业大国，直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口一半以上还都是农民。此后，随着工业化的迅猛推进，农业人口比例有所下降。和中国一样，法国在传统上也是以农业文化为主的国家，它的产业转型同样经历阵痛，今天依然面临许多棘手问题。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决定将七年前在法国的考察笔记整理成《访法札记》公开出版，是有他的深刻用心的，而此书在当下的现实意义确实相当突出。

    于建嵘说，他的个人志趣在于从实际出发，在对现实的观察中发掘问题。阅读《访法札记》可以看出，于建嵘的视线始终聚焦于“三农”，尤其始终关注土地问题。他认为，“中国农业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建立起一个大的桥梁，必须要处理好现代化的农业、大量的农民与大都市之间的联系。”农村土地能否自由流转以及如何流转，近几年来受到政府、学界、媒体和大众的普遍关注。近十多年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土地，但这同时也说明由于没有土地经营权，农民的实际权益受到了损害。尤其是这些年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制农村城市化，强行收回农地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在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农民利益不受“集体”侵害呢？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让农村“沉睡的资本”得以“活”起来。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对于农业发展有多么重要。

    去法国考察归来，于建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权益，革命性的决定是在法国租土地的权益比土地所有者的权益还要大。”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法国政府决定将租地的合约规定为18年。这很重要。农民要制订农业计划，需要大量投资。合约期比较长，同时要求土地租金要比贷款的利息要低，这样就有人想要卖掉土地。由于部分农民离开了土地，土地实行了自由流转，法国才成了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利益与全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条道路与我国1949年以来的农业发展道路有所不同。“包产到户”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大激发了我国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大规模生产等要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家庭式经营越来越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造成土地大量抛荒或者移作房地产开发等他用。

    要注意的是，法国农业土地自由流转，除了产业政策的支持，还有许多相关机构致力于对农民权益的维护。比如，成立于1961年的全国土地整理与乡村建设公司联合会，按照国家规定享有农村土地优先购买权。各地的公证人须把农民之间买卖土地的合约在两个月前通知该公司，如果买卖双方的价格不合常理，公司就可以用优先购买权否决他们的交易。公司在决定购买这些土地的时候须首先做好计划，购买回来后整理好就卖给需要的农民。在一般情况下，土地的用途是不能改变的。这样，法国的全国土地整理与乡村建设公司联合会既有监督作用，同时也搭建了交易的平台，并对土地用途有所规划。法国是一个劳工组织特别发达的国家，据于建嵘的考察，法国劳动民主联合会、法国总工会、法国农民联盟等公共机构，在维护农民权益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点，也是我国需要学习的。我国农民利益的表达机制急需完善。看这些年被揭露出来的事件，我国失地农民往往求告无门，助长了土地违法违规者的气焰。

    中国目前仍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等建设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因此需要征收农民土地，同时给予农民补偿。以笔者基层工作经历，在城市化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农民都希望自己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收而获得土地补偿。农民离开土地已是大势所趋。既然如此，为何我国在农村土地流转上的政策不能更灵活些，并借鉴法国的经验，尽力保障农民的权益呢？根据于建嵘的调查，法国同样面临着农村人口比例下降的问题，但这个比例下降对于法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并不大，今天法国的农业生产基本是以大农场为单位的，每个农场就是一个企业，每个农场主就相当于企业家或者工厂的厂长，他们负责农场的全部经营和管理。所以，法国农民有很多都拥有高等学历或者经过长期的专门农业技术培训。

    法国的农村土地集中化，带来了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劳作方式，从而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效益。而中国农村空心化往往带来的是乡村的式微和萧条，试想，一年的辛苦劳作如果不能获得合理的报酬，那么还有谁愿意滞留在农村呢？当然不能忽略法国农民在城乡之间身份随时可自由转换，而中国的农民要么被束缚在土地上，要么和土地分割之后就再也难以回归。对此，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曾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谈到，我国当前盛行的资本介入与地方政府推动的不可逆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将使农民退无可退。所谓不可逆，意味着农民离开土地之后，往往跟着就会很快失去家乡。他们只能去城市谋生。我们知道，现实的情况是，进城的农民真正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从而在城市体面地生活，需要付出比城市原居民更大的努力。农民工自身的努力是当下整个中国最可宝贵的财富，他们面临许多人生的难题：户口、孩子的教育、城市生活的高额成本，还有城里人的歧视等等。一旦进城失败，他们已很难返乡，那么城市内就有可能形成“贫民窟”。对这一连串相关的问题，于建嵘还在苦苦思考。法国的城乡差距和农民出路，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社会骚乱的预防与治理等问题，在《访法札记》中多有论述。

    加入欧盟之后，法国农业面临着新形势。这本《访法札记》当然能我国的农村和农业发展如何在城镇化道路上前行提供借鉴，而作者更希望此书“能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能否如愿，只有让时间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