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亚力克·福奇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巴尔扎克曾说：发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我想，发明家大都有颗执拗的心，否则很难坚持下来。我儿子喜欢看《我爱发明节目》，我们全家也跟着看。节目讲述的业余发明人，不乏任凭亲友如何劝阻也要坚持下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也不罢休的事例。他们似跌入了偏执模式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虽说这样的精神到了极致状态似已不再值得提倡，但若没有这种精神，又怎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呢？

    《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认为，“工匠精神永远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工匠们是一群不拘一格，依靠纯粹的意志和拼搏的劲头，做出了改变世界的发明创新的人。”足见精神与意志在发明创新中的地位。有意思的是，作者亚力克·福奇认为工匠大都是业余的：“他们十分聪明和专注，但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他们有可能是某个大企业或机构的员工，但比起工作，他们更愿意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当然这位畅销书作家的言语所指不十分确切：“他们也有可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捣鼓杂七杂八的玩意儿有着强烈兴趣的工程师。”

    亚力克·福奇所指的工匠不只是发明创造者，他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工匠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拓展，即便在金融业、甚至销售领域的创新者，也可被称为工匠。他还探讨了工匠的演变，阐述新的工匠方式：“我有幸访问了一些小型公司，这些公司都重构了工作场所以适应新的工匠方式。”“它们大部分都是宽敞、开放、阁楼式的场所，在这里员工们随意地坐在桌子上，而不是小隔间或者封闭的办公室中。”至于催生工匠的模式，福奇很羡慕德国的方式，虽然在德国和美国，专利研究都在企业资助下完成，专利归企业而不是发明者所有，但德国要求雇主将一部分专利收益让发明者分享。

    除了个人意志之外，发明创新，还需有文化支撑。多位美国开国元勋都是各个领域的工匠。华盛顿是美国最先开展农场实验的农业工作者之一，“他永远在留意更好的方法……为了发现最好的肥料、最好的避免作物病虫害的方式、最好的培育方法，他愿意罄其所有，他曾说过，他不愿意沿着父辈们走出的道路前进。”托马斯·杰弗逊发明了坡地犁、旋转椅和通心粉机，詹姆斯·麦迪逊发明了观察地面上生物的内置显微镜手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了联邦公共信用体系和美国造币局。技术和创新把美国社会从拥有50%左右农民的社会发展成虽然农民人数占比不到2%，却提供了更多食物的社会。

    不过，这些曾经值得炫耀和怀念的精神，在美国也逐渐流失，写作《工匠精神》的目的就是要呼唤工匠精神。“美国人正在丢掉神圣的工匠传统”，作者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美国工匠精神衰微的忧思，对工匠和工匠精神回归的渴望。在如今这个科技时代，只有三分之一主修科学工程的美国大学生能顺利拿到学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少了，专业工匠少了，对现代小玩意儿的兴趣也减少了。相比之下，日本有63%的科学工程类大学生能顺利毕业，我国的比例是53%。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拥有最高的工程科学大学生毕业率，在所有国家中排名榜首，而如今却在24国的排名中几乎垫底。计算机科学家弗雷德里克·布鲁克斯在《人月神话》中说，高级企业经理常被认为“太有价值”以至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解决技术问题的工作中，背离了创新的初衷。虽然工程师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他们的地位却因现代美国社会对商业领袖和企业家的推崇而被削弱。即便在美国，也存在着对工匠精神的误读。作者借用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的话说，美国人是这样看待工匠的——“工匠的目标往往是渐进地改善组织现状，但他们实现的改变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组织。工匠们关注的是运营模式和具体规则的改变并倾向于对风险进行规避。”作者在破解人们对工匠精神误读的同时，对工匠给予了理想化塑造，认为“真正的工匠只会被事情本身的趣味激发，并不受奖励的驱使”，“表层工匠们通常大肆宣扬他们的方法、工作过程，以及他们创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产品，而深层工匠们不在乎传播媒介，更专注于通过思想创新改变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方式”。我觉得这未免过于理想化了，工匠也丢弃不了虚荣心，也需要被社会承认，过于理想化对于培养工匠文化的土壤反倒无益。

    作者从美国第一位工匠富兰克林开始，讲述了工匠精神在美国如何从萌芽走向爱迪生时代的高峰，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陷入低谷，又如何凭借新一代工匠得到复兴的故事。令我感兴趣的是，书中介绍的工匠，之所以能成为工匠与小时候的积累有很大关系。如澳大利亚人格里菲斯的童年是在拆卸又拼装很多不同种类的机器中度过的：“我在一堆重达两三吨的机器中长大，我并不害怕和它们一起玩耍。”前微软首席技术官梅尔沃德在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创造了：“我把很多东西拆开，再把它们重新组装回去。当然啦，最后总会有多余的零部件，我非常想知道这些部件该放到哪里。”当然，他们的成长，也离不开周围环境的包容。如1868年21岁的爱迪生是西联电报公司驻波士顿的话务员。在面试时，爱迪生曾问面试官能否利用工作闲暇时间捣鼓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面试官竟同意了。美国著名发明家迪恩·卡门成长的背景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人们可随意走进无线电器材公司，找到足够的电子零件来组装一些简单的产品，如晶体管收音机。而这些恰恰是中国教育缺乏的。没有几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不愿意鼓动东西的，而少有家长鼓励。

    我儿子就喜欢动手做实验，在书上看到什么能做的就想自己做个试试。而他爷爷奶奶却总是劝阻他，或觉得有危险，或是觉得浪费东西，或觉得没用。我想，这就是一种文化环境，对于似乎不切合实际的想象，国人总有嘲笑或阻挠的倾向。我们的文化内质，不主张冒险，冒险不划算。孩童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久而久之就被抹杀。《我爱发明》节目中讲述的发明者，大都遭遇过阻挠。即便是企业主搞发明，也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要知道，有经济实力的企业主搞发明，其实是可以看成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发明成功了，就可生产自己发明的产品，从而大大提高利润率。吉佛·图利倡导让孩子做点危险的事，曾写了本书《应该让孩子做的50件危险的事情》。他认为美国浪费了国家资源——新一代儿童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为此，他创立了一所工匠学校，在学校参加其夏令营之前，父母们需要写下“我已经了解到我的孩子在参加夏令营过程中有受伤或者死亡的危险”。

    阻力还有来自更深层次的：“工匠被认为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他们挑战了现状。对于一个个体（或一小群人）而言，违背传统智慧并因此大大增加个人或研究失败的风险，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即使是对那些本能地拥有美国乐观精神的人而言也是如此。”“真正的工匠精神意味着风险和非常常规的行为。在制度框架下，很难孕育出世界级的工匠。”企业关注的是产品的市场情况，而非产品有多完美。“美国公司的特点是风险最小化，排除那些出格的行为”。有的企业甚至“不断炮轰那些他们认为会给他们的现有业务带来威胁的新创意”。创新行为，常常会在利益的博弈中被扼杀。作者感叹人们太在乎成败了，总是以成败论英雄。而工匠行为通常是极度私人和孤独的努力，并不惠及大众，他们的成果常常无法在短期内显现出来，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人们才能完全意识到它的社会影响力。

    以发明赛格威自平衡电动车出名的美国发明家迪恩·卡门认为，已不愿尝试、失败、再尝试的这代人可能是第一代失去冒险兴趣的美国人。而亚力克·福奇在分析美国开国政治人物为何大都是工匠时则感叹：“他们都是博学、充满好奇心的人，生活在一个并不便利的时代，电灯和能够打发大量时间的电视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确，那个时代的精神必不可免地要与当时的物质条件发生关系，如今历史的车轮驶入高科技的娱乐时代，娱乐项目和方式越来越多，人们忙着旅游，忙着休闲，忙着娱乐，很少多有人还愿意钻牛角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