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年8-9月份，我有一次美国考察之旅。途中，同事发给我几篇关于“90后”创业者的文章，讲他们的创业经历和对世界的认识，我读后很受启发，推荐给很多人。

　　前段时间，腾讯产品家沙龙搞了数场“‘90后’企业家专场”，邀请10多位创业者分享经历和心得。他们的发言内容单篇发出时已有不小影响，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将其汇编成书，就有了这本《我是90后，我是创业家》。我相信这些“90后”创业者的故事对身边其他人、对腾讯，对社会都有启发。

　　这些故事给我一个明显的总体印象，即悄然间，我们已身处一个全新时代。我觉得每个人都需及早有其认识。

　　以前，我们经常谈论“80后”如何叛逆、难管，很少想到“90后”，感觉“90后”还在读小学、中学，最多读大学，还没进入社会。突然间，“90后”大量出现，且极具创意，思想成熟，是极了不起的一代人。

　　对这一现象，本书中的一位“90后”创业者、“如是娱乐法”联合创始人刘莐运用社会学理论做了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她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人是“50后”，基本一穷二白，没有积累；“60后”很幸运，赶上上大学和中国经济起飞，现在依然是社会主流；“80后”是“50后”的后代，父母给他们的传承不多，且多有负担——“80后”除了养活自己，通常还需考虑如何让父母过得更好。而“90后”截然不同，他们的“60后”父母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人脉，不但不需被养，还能帮到子女。所以，“90后”没有后顾之忧，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的一代人，这代人喷薄而出的创新力，会帮助中国进入一个极具创新力的年代。

　　不少“90后”得到了父母的传承，这是一个优势。比如Teambition CEO齐俊元，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他从初中开始就在父亲的实验室鼓捣，用他的话说是“总找机会在实验室里待着，帮老师打杂，有些老师不太愿意做的实验，我就帮忙做”。这让我想起苹果公司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他的父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沃兹从小接受父亲循序渐进的电子学启蒙训练。另一个是苹果公司首席设计师乔纳森·埃维(Jonathan Ive)，他的父亲是一位银匠并在当地大学任教，乔纳森说，“他（父亲）是一个绝佳的工艺师，他送我的圣诞礼物会是在他大学内的工作室待上一天，在圣诞假期中工作室空无一人时，帮我做出我梦想中的任何事物。”“90后”是第一代有了传承的一代人，是个好现象。

　　这次美国之行，我再次来到了硅谷。2014年9月3日上午，我们一行参观斯坦福大学虚拟人际互动实验室（Virtual Human Interaction Lab），在实验室创始人杰里米·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博士的辅助下，我体验了虚拟现实技术，除了感官上的冲击，想到更多的是，虚拟现实技术大规模运用将带来各种应用场景的改变性影响。杰里米·拜伦森博士今年42岁，他22岁喜欢上了这件事，一做就是20年。中国人说，板凳要坐10年冷，而他差不多坐了20年的冷板凳。头10年，虚拟现实技术默默无闻，主要靠政府资助。2005年左右，日本企业看到了其中的价值，投入了一些钱。直到这两年，这项技术才变得炙手可热，今年３月Facebook斥资23亿美元收购从事虚拟现实技术的Oculus Rift就是一个例证。

　　在硅谷，像杰里米·拜伦森博士这样的人很多，喜欢一件事，认准了，就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做下去。硅谷流行“You Only Live Once”（YOLO，你只会活一次)文化，每个人只做自己爱的事，过好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这是硅谷创新力的重要源泉。 YOLO的出现也与美国年轻人出身条件好，社会环境包容，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相关。中国“90后”这一代人开始具备了一些这方面的条件，因而会大大增加中国的创新浓度。

　　从这些“90后”孩子的经历中，还可以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好处，这又是这一代人的幸运。这些创业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在做自己事业的时候，会经常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力。中国家庭还是有很多传统观念的，比如，“火箭哥”胡振宇从小试制炸药、晋学堂CEO李逸凡想先开公司后上大学、黑客社区SegmentFault CEO高阳不上大学，这些都是离经叛道的做法，受到过很大阻力，但他们幸运地坚持了自己的想法。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互联网把特立独行的人连接起来，让他们可找到同道中人，知道外面的世界，因而更容易坚持自己。

　　可以说，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传承，在互联网上可以得到最新的知识，找到同道之人，都极大地解放了“90后”的创新力。这些“90后”创业者的故事正在印证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真的来了。

　　同事说，腾讯搞一系列“90后”活动，一个重要的初衷是让腾讯向“90后”创业者学习，更好地了解“90后”、“00后”的需求。这是有道理的。腾讯一个很大的担忧是搞不懂年轻人的想法，这直接关系到腾讯在下一个10年的发展。

　　QQ伴随了“80后”、“90后”的成长，在“80后”还是非主流人群时理解了他们的需求，造就了腾讯前十几年的成功。但我们不能带着对“80后”的深刻认知来试图走进已成长起来的“90后”和“00后”的世界。现在腾讯是两万多人的大公司，如何不固步自封、不断更新思维，跟上外部世界的变化，这一切都充满挑战。向“90后”创业者讨教是个很好的方法。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时代划分为“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和后喻文化时代”。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晩辈学习。我们处于一个不断改变的科技文化时代，我们需要向“90后”年轻人学习。

　　还有一点引起我的思考。现在腾讯开始引入很多“90后”员工，怎么让“90后”同学更好地融入腾讯，发挥好他们的力量，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这本书中，有一位准“90后”——脸萌CEO郭列，他曾经是腾讯的员工，今年6月，脸萌在中国的应用商店排名第一。到了8、9月份，脸萌的英文版Face Q出现在美国、英国等很多国家的苹果商店和Google Play排行榜上，都是排第一第二。

　　这次美国之旅，一个很大亮点是参观MIT（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它的前沿科技让人惊叹不已。同时，其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写在大门口的一段话发人深省：“1985年10月，我们正式创办时，我们中的许多人要么被认为是古怪的计算机专家，要么被认为是落魄的艺术家，或者两者都是……坦率地说，MIT的其他系当时拒绝我们，视我们为不折不扣的失败者沙龙。”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和反思，腾讯怎么留住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如何有更高远的企业目标，如何一开始就让“90后”员工承担重要的职责，让他们在腾讯有尽情发挥的空间。再好的产品都有生命周期，腾讯要基业长青，需要建立生态平台让员工的创意融入到主流产品, 需要运营有效机制让员工的创新力源源不断。

　　平心而论，理解“90后”及“00后”的需求，充分意识并发挥“90后”的潜能，不只是腾讯一家遇到的挑战。中国的主流企业都是“60后”、“70后”、“80后”担纲，大家都需要面对和迎接这个问题。

　　为理想、志趣工作和创业，会获得超越现实但又不离开现实的幸福和快乐。这就是已经登场的“90后”，这就是未来改变社会的“90后”。

　　以上是我读这些“90后”创业者故事的一些感受。很多人现在讲跨界学习、跨界融合，恐怕还需增加一个视角，那就是跨代学习、跨代融合。这些年轻人的想法真的让我受益匪浅，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认识到未来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做出更多百亿美元、千亿美元的公司，所以推荐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