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经济人之间自由交易的经济。交易定理讲：自由交易一定带来效率。然而自由交易一定带来效率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是权利要清楚地界定为私有。这是科斯定理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交易定理早已有之，科斯指明前提条件，于是名扬四海。

　　科斯所指明的条件，可不只是交易导致效率的条件，也是交易本身的前提条件。

　　不是吗？不因为自利，没有私有产权，当事人为什么要交易呢？林毅夫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即在当时的资源禀赋约束下，靠市场配置资源是不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所以要取消市场，搞计划配置资源。政府是怎样取消市场的呢？正是靠消灭私有产权、推行公产来取消市场的。“文化大革命”就左了：“狠斗私字一闪念”，一闪念都是不可以的。

　　改革开放，市场于是卷土重来。要知道，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人员持股和股票期权，本质上都是对私有产权的承认。私有产权一得到承认，市场就卷土重来。

　　不仅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根源也正在于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应得好处的制度安排，因此私有产权鼓励投资和生产；在私有产权下，资源不仅会落入善用者之手，而且会用在最有价值的项目上；私有产权的租值消散最小；基于私有产权的市价还是专业化最可靠的依据。据说，张五常每到一地，都要到当地的市场看一看。张教授看什么去了呢？看交易去了。透过交易，他要看生产，看私有产权的保护，看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的，要搞市场经济，首先要承认和保障私有产权。

　　承认和保障私有产权，当然不是说要在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产权的改变是游戏规则的改变；游戏规则变了，胜负结果跟着也就改变。激进的产权变革难免招致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造成社会动荡。况且，激进的产权变革也不一定有必要。只要承认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只需给予平等的待遇，民营经济就会像春天的藤蔓一样蔓延开来，最终使经济的产权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转轨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实践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承认和保障私有产权，也不是说一切的资源都要私有。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是有费用的，并且费用不菲。正因为如此，有些资源我们要保持公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也是要进行边际取舍的，任何资源在边际上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私有。当然，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又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我们的经济是混合经济，一些资源要公有，但这不能成为阻止私有的借口。

　　没有法治，市场不能良好运行

　　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市场；私有产权一旦被承认，市场就蔓延开来。这没有问题。但是只有私有产权，市场还不能良好运行。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更是如此。传统市场经济以现货交易为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会有大的问题。即使有非现货交易，由于经济活动限于小的社区，声誉机制尚能确保交易正常进行。现代市场经济就不一样了。现代市场经济以非现货交易为主，并空间跨度很大，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就受到很大的约束。现代市场经济通常要借助第三方来协助执行合约。在现代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者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

　　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钱颖一做过精辟的论述。

　　法治的第一重作用是约束政府。法治约束的是政府的任意干预。政府权力天然大于个人和企业。给定这一权力，政府随意干预经济的倾向很难自我抑制。如果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私有产权、独立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就没有根本保障，市场经济就没有基础。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重要的一条是老百姓可以通过法律约束政府行为。

　　法治的第二重作用是约束经济人。法治约束的是经济人的机会主义。人的自利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是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这后一方面是需要法治加以约束的。正是因为法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机会主义的约束，人的自利才不是利害参半，更不是害大于利，而是利大于害，人类也因此能够生存下来。法制是通过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执行合约来减少交易费用和增加社会福利的。

　　没有法治的这两重作用，产权从根本上说是不安全的；没有法治的这两重作用，经济的交易费用就会很高，市场就不会良好运行。如果交易费用很高，即使有私有产权，市场也不会良好运行，甚至不会有市场。这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张五常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中阐述的中心问题。现实世界没有完美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不必是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但总的说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较为完善的法治基础上的，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法制建设尚嫌落后。

　　法治的第一问题当然是立法，但执法和司法更为重要。从原则上讲，一个国家可以简单照抄他国的法律条文。但是执法和司法就是另一回事了。首先，警察、律师、检察官、法官是不能从国外进口的，人才的培养需要时日。其次，法不责众。人们是否守法，取决于他们对别人是否守法的预期。守法要以人们有法治信念为前提，但信念的建立也是需要时日的。再次，执法者必须受法律约束，老百姓要有通过法律程序起诉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利。这显然更为不易。这些年来，我国的立法进展相当快，但是执法和司法问题很突出，就是例证。执法，特别是司法，往往是法治建设的关键，因此也就成为建设“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

　　私有产权和法治互为镜像

　　私有产权和法治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二者还紧密相连，互为镜像。一个法治良好的国家，私有产权保障一定是有力的；法治一塌糊涂，私有产权注定没有保障。反过来也一样。

　　首先，私有产权缺少保障，法治就很难推行。

　　权利未经界定，在竞争下资源价值就会消散殆尽。人类要生存，权利就必须要界定，或以产权界定权利，或以人权界定权利。以产权界定权利，人权可以平等；以人权界定权利，人权就不能平等。法治是要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以产权界定权利，法治于是可以推行；以人权界定权利，法治就很难推行。

　　其次，没有法治，私有产权就没有根本保障。

　　私有产权有利于推行法治，但是私有产权是不能自我维持的。产权是约束条件，是游戏规则。规则决定胜负结果，反过来又会成为博弈的对象。没有法治的有力保障，改变规则就是制胜的捷径，私有产权就没有根本保障。

　　世界上，经济绩效良好的国家私有产权保护良好可不是偶然的，法治建设良好也不是偶然的。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发展生产，仅仅停留在承认私有产权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大力维护和保障私有产权。我们还要加强法治，依法治国。切实地维护和保障私有产权，加强法治，依法治国，这是我们通向“好的”市场经济切实可行的起点和最可靠的保证。